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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西方文化有深邃了解的陈寅恪、吴宓等学衡派学人，已经注意到并不存在一个高度同一性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内部有多种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儒家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有内在的相通性，中国在吸收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时，万万不能忘却民族文化之本位。 这一文化自觉在五四时期不啻为空谷足音，在思想界几乎没有影响，一直到三十年代之后社会大背景的变化，文化自觉意识才浮出水面，成为社会主流思潮。 这两个大背景，除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所重新激发出的夷夏之辨意识之外，另外一个因素乃是随着对西洋文化了解之深入，各种主义之间发生剧烈分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种种分野，使得迷茫于各种外来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未来中国文化的时候，急切需要有明确的文化主体性立场。 然而，继文明自觉而出现的文化自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文明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紧张，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还是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如果说中国文化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文明，那么被错位了的文化与文明如何重新获得其同一性？ 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与德国的历史有高度的相似性。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苏格兰，詹姆斯•施密特在《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书中说：“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 对于英法来说，启蒙意味着走出中世纪的宗教愚昧，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理性，代替上帝成为历史的主体、世界的立法者，启蒙是一个从愚昧到文明的“走出洞穴”过程。但对于19世纪的德国来说，启蒙的含义却要复杂与矛盾得多。 一方面，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对英法启蒙的正面回应，康德因此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一种向英法看齐的文明自觉，意识到德国作为欧洲国家必须认同18世纪普世的西欧文明。 另一方面，德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拿破仑的入侵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试图以德意志的特殊文化对抗英法为代表的普世文明，因此产生了另一种启蒙意识。 这“另一种启蒙”，与英法的启蒙运动不同，不是以人的普遍理性去发现普遍人性与普世文明，而是相信每一个民族、社群和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以赛亚•柏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指出，“虽然他们对自己的民族精神浑然不觉，但其自觉到自身独特性的过程，就是启蒙的过程”。 对于英法来说，启蒙运动既是文明的发现，也是自身文化的发展，文化与文明具有同一性，普世的现代文明处在自身民族特殊文化的延长线上，对普世文明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同。因而何为启蒙不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对于德国来说，启蒙却具有文明与文化的内在紧张性，启蒙意味着融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普世文明，然而，这个文明并非德意志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文明是外来的，而文化是自身的，这就发生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紧张与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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