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个百年向何处去？

发布时间: 2015-5-9 23:06| 查看: 6283| 评论: 0|原作者: 许纪霖|来自: 商业见地网

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

德国的启蒙运动，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自觉。

一种是文明自觉，希望通过启蒙克服自己的独特性，成为英法那样的普世国家。普世国家追求的不是民族的本真性，而是超越民族的普遍人性。

另一种是文化自觉，在普世文明的外在压力下，试图从德意志自身的历史、语言和宗教传统中发现民族独特的本真性，德意志人之所以为意志人的民族精神，从而实现民族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18世纪末的康德是德国文明自觉的思想旗帜的话，那么19世纪的费希特则是文化自觉的精神象征。

而处于两种自觉之间的桥梁，则是身在18世纪、却代表了19世纪精神的赫尔德，他是一个在启蒙时代意识到民族文化主体性、又自觉将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融合一体的重要人物，代表着超越文明与文化之间紧张性的方向与可能。

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其指向的认同是不同的。文明的认同是普世的，它追求的是适合全人类的普世之“好”，而文化的认同是特殊的，通常以“我们的”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只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你们”和“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文明的主体性是全人类，是普遍的、抽象的人性，而文化的主体性是一个个具体的民族或族群，是在个别的历史、文化与宗教脉络中生长出来的“我们”。

在近代德国、俄国和中国的启蒙运动当中，因为“好的”普世文明来自于西欧，并非来自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于是追求“好”的普世价值的文明自觉与追求“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裂痕。德国的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俄国的西化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间的论战，皆渊源于此。

中国的古老传统不仅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而且也是具有人类意识的普世文明，它是特殊的，所以讲夷夏之辨，又是普世的，因此是天下主义的。

然而夷夏之辨是相对的，天下主义是绝对的，何谓华夏，何为夷夏，不是种族之分，乃是文化的分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便从“他者”变为“我们”，被接纳为汉民族之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