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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的文明自觉到三十年代的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这段心路历程，意味着中国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与紧张性。 中国文化是普世的，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是古老的人类文明，具有全人类的意识，然而，这种普世性又是从华夏-汉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升华而来，因而中国文化又是特殊的，有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这种矛盾并非到了近代才出现，在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国文化就具有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双重性质，天下主义意味着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无边际、无疆域的普世性文明，夷夏之辨意味着以文化的有无或高下来区别“我者”与“他者”，有明确的、毋庸置疑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 因为普世的天下主义文明主体与特殊的夷夏之辨文化主体乃是同一的华夏-汉民族，因而文明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紧张在古代世界并未表面化，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到了近代之后，情形发生了逆变。中国人第一次遭遇了无论是实力还是文明都高于自身的西洋文明，天下主义转变为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夷夏之辨蜕变为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 于是天下意识与夷夏意识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紧张：近代文明论的文明主体不再是中国，而是西方；但近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体则是受到西方宰制的、有待觉悟的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发生了历史性的错位，中国究竟是需要文明之自觉还是文化之自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明自觉运动，陈独秀、胡适这些激烈反传统主义者相信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普遍的历史，中国自不能例外，区别仅仅在于：普世的人类文明究竟是法兰西文明（陈独秀）还是英美文明（胡适）？ 而李大钊、杜亚泉则将人类的普世文明寄托于中西调和之后的“第三种文明”，而梁漱溟更是为中西印文明描绘了一幅普遍的历史演化图景。 无论他们的观点有多么大的差异，却共享了一个文明自觉的立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的天下主义和近代的普遍进化论影响，都从人类演化的普世历史定位中国未来的文化，确定中国文化在普世文明中的独特价值，五四的知识分子很难想象有一个脱嵌了世界普遍历史的中国文化主体，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在于世界的普遍文明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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