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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高凯文（Kevin Garratt）在与妻子茱莉亚在一家位于中国东北的餐厅就餐时被身穿便衣的男子带走。这群便衣男子称自己是警察，并指责高凯文夫妇是间谍。两人随后被分开关押。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这可能是自己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在高凯文妻子茱莉亚的自传回忆录Two Tears on the Window当中，茱莉亚写下了那一段经历。在自传当中，茱莉亚记录了自己在中国被关押两年多的经历。
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茱莉亚称两年多的经历是“十分逼真的生存故事”，茱莉亚讲到，在这期间需要面对承受的苦难，也需要与配偶在分开的情况下保持关系。在书中，高凯文夫妇也讲到了自己的信仰为自己提供的帮助。“当你将希望寄托给上帝时，你会渡过难关。” 在这本书中，高凯文夫妇讲述了更多他们被关押的细节。两人在中国的羁留所内被关押775天，他们被指控收集并窃取中国情报。 中国情报人员反复威胁高凯文夫妇，期望他们自白。情报人员甚至威胁他们将会被处决。高凯文回忆到，自己时常会被锁在老虎凳上进行盘问。在这样的待遇下，高凯文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濒临死亡。在一次与加拿大领事官员会面的时候，高凯文说道，他的下一顿饭如果不是与自己妻子一同进餐，恐怕就要和耶稣一起用膳了。 据外界的推测，两人被捕的时间大概在2014年8月。这被认为是中国当局针对加拿大方面逮捕中国间谍苏斌（Su Bin，音译）的报复行动。苏斌在美国被判定犯间谍罪，并被处以近四年的监禁。苏斌被指控参与组织针对军用飞机技术数据的黑客攻击。 高凯文表示，自己在中国遭到的虐待并不罕见。他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特殊照顾，例如在圣诞节时得到了更好的餐食（最后中国情报官员还向他们收取了费用）。 加拿大两任总理都对高凯文一家的遭遇表示关切。虽然两任总理都曾公开呼吁中国方面释放高凯文夫妇，但仍有批评人士认为，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多。 在被关押超过600天后，茱莉亚与美国律师James Zimmerman在北京与加拿大外交官会面。但当时，加拿大领事对Zimmerman表示，目前加拿大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营救计划。并称这将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他们将会每次持续对这一事件发出诉求。茱莉亚在随后的自传中写道：“加拿大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高凯文与茱莉亚夫妇在1984年来到中国，当时他们在国防科技大学内教授英语。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带入军方大学第一批外国人。高凯文夫妇还曾经开玩笑称，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当时很年轻，是最不可能成为间谍的人。 两人随后便开始生活在中国，他们在各地教授英文，与帮助孤儿，并且在2008年开了一家咖啡店。虽然他们的一些项目得到了外国教堂的资助，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传教士，只称自己是非盈利的基督教徒。 在被逮捕后，两人每天都被审讯数个小时，中国国家安全局到处寻求可能证明两人是间谍的证据，包括搜查他们电脑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他们最终找到了他们与加拿大外交官在丹东的咖啡馆见面的信息。在见面时，高凯文被要求在加拿大与加拿大情报安全局官员见面，并讨论朝鲜局势。（注：高凯文夫妇的一部分慈善工作在朝鲜进行）中国情报审问人员称，因为一名加拿大情报官员在邮件中仅仅包括了高凯文的名字，这证明了高凯文与加拿大情报人员有联系。 中国军方同时认为高凯文拍摄的照片当中有23张照片属于“高度敏感”。但其实这只是中朝友谊大桥的照片。高凯文质问情报人员，这些照片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敏感信息，情报人员告诉他，是拍摄角度的问问题。 长期的关押使得茱莉亚需要找到打发时间的营生。她开始规划自己博士论文的提纲，开始自制扑克玩纸牌，还假装在空气当中弹钢琴。在长期的关押时间内她还与数名看守与狱友建立起了一段友谊。 在每天15分钟的放风时间内，茱莉亚与高凯文会通过堆雪人、在雪中写字，抄写圣经语句的方式，为伴侣留下信息。 茱莉亚在2015年被保释出狱，并随后被允许回到加拿大。但是在加拿大，茱莉亚也遭到了不明身份车辆的跟随。并且加拿大情报部门的官员称，在她返回加拿大的飞机上，与数名监视他的情报人员跟随她登机。 茱莉亚的丈夫高凯文在那时还没有被释放，随着关押时间的延长，高凯文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时常出现身体疼痛，以及心跳不规律等症状。 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Guy Saint-Jacques表示，加拿大官员数次提出要求释放高凯文，但是这样的做法让中国官员认为高凯文就是间谍。 Saint-Jacques表示，当时的策略便是在每个与中国官员对话的机会上都会提出释放高凯文的要求。加拿大方面称，如果想要进一步扩大双边关系，就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在2016年，杜鲁多总理与中国领导人严正交涉后，中国方面承诺将在数周内释放高凯文。 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Guillaume Bérubé称，加拿大官员对这件事情热切关注。他们对高凯文一家的遭遇表示不幸，并对高凯文一家在关押期间的坚韧表示慰问。 在得到释放后，高凯文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改善。这对夫妇称，如果有机会还希望回到中国。他们认为，过去发生的是一件充满“政治因素”的事情。 谈到他们的经历，这对夫妇表示，人们在阅读完这些故事后会和我们说，他们经历的问题与我们的苦难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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