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白求恩：抗战时加拿大人的河南家书

方乐意女士是位加拿大人，典型的温哥华苏格兰后裔，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是河南浚县（今属河南鹤壁市）人。因为她出生在1922年10月的河南道口镇，父母在当时的河南等地传教。

如今，方乐意还珍藏着父母发自河南的家书，洋洋洒洒数百页，很多纸张已经泛黄而且字迹模糊。本文仅选取并聚焦于抗战期间的一小部分方氏家书。它们发自战火中的怀庆教会恩赐医院，承载丰富的历史信息。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也不乏大爱和亲情。  

方乐意的母亲中文名字为方李梅喜，1881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东部，在多伦多取得护士资格后，又前往纽约接受西方医学护理训练。1914年来到中国豫北服务于加拿大的教会，后来嫁给同样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方牧师 。 

1936年，方太太跟随方牧师调动到怀庆的传教士医院恩赐医院工作，这个医院由加拿大传教士的后代罗明远担任主管和外科主治医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方乐意通过母亲写给她的信里，了解到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父母冒险救治中国伤员、接纳战争难民的艰难经历。

随着日寇南下，大量难民涌进河南，让本来已经超负荷的怀庆传教中心人满为患。方太太陪同方牧师坚守在怀庆，近两年没有见到儿女，完全依赖时断时续的书信联系。

1938年2月初，方牧师在教会大院门外看到经怀庆向南撤退的大批中国军人，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向公路上的中国军人轰炸和扫射。方牧师驾驶新购买的急救车，冒着生命危险连续六次冲入炮火中抢救伤员，将伤兵抬进医院救治。

由于罗明远医生负责国际红十字会以郑州为中心的战地救援工作，怀庆医院由他主持的手术逐渐减少，而由他训练出来的中国医生操作。当炸弹和机枪扫射就在医院墙外的时候，发着高烧的方太太起床披上大衣赶往医院，帮助救护伤员。轰炸的第一天，他们连续工作24小时，为102位伤者手术和治疗。罗明远在1938年4月的信中高度赞扬坚守岗位的方氏夫妇：他们救治的伤员挤满了我们的小医院和周边的分院，他们应对战争的惨烈并且不辱使命的行为将谱写人道的历史。

方太太的信中记载，本来只收容妇孺的教会大院，已经失去控制，他们敞开大门，立即挤进来2500多人。方家房屋地板上睡的也到处都是人，院子里是老百姓带进来的牲口。她给女儿写道：“目睹肢体不全的伤兵已经很痛苦了，更要命的是平民的伤亡。一个小姑娘的腿被炸烂了，她撕心裂肺的哭声从白天到深夜都没停。本来我在旁边安慰鼓励她，可是要拼命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还是要靠她自己挨过这致命的痛。我同时在想念自己的女儿。”  

日军在被其占领的怀庆残酷折磨中国百姓。方太太记录了她救治的一位中国村民：“他不仅浑身被开水烫过，还被从脖子和后背上剜过肉，这样残酷的折磨是经过怎样训练出来的日本人才做得出？他只不过是个村民，想保护两个十几岁的妹妹。日本兵要带走那两个女孩，他拼命抵挡和掩护，却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我不确定是否能救活他。”  

方太太向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离开丈夫的教会：“罗医生到黄河对岸的山西去了，忙着给共产党提供药品和资源援助的事情，父亲和Mr·Boyd两人分担着罗医生的职责。我也不忍在此时丢下护士们，他们要照顾几百名伤者和几千位难民。在拥挤的教会院子里，瘟疫很有可能爆发和蔓延。”  

日军占领怀庆后，一旦发现隐藏的中国军人就地枪决。为了掩护收容进教会的中国伤兵，方太太发动难民中的妇女将他们的军服拆开，染成深蓝色，然后重新缝制。

1938年仲夏夜里，方太太给儿女们写道：“这些天，我们大家都以你们父亲为荣。如果你能亲眼看到他每天在救护车里的惨状和闻到车上气味，你就容易懂了。小罗医生不在，医院的管理落在父亲身上。他除了不进手术室，医院到处都需要他。他多担当，就可以让罗医生集中精力领导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他看上去已经是疲惫不堪的老人了。我只想让我家两个宝贝知道，他们有英雄般的父亲，让全家深感光荣的父亲。”

方太太在信中叙述对中国医生的敬意，“由衷地崇敬这些中国的男女青年，他们与我们一起坚守着，随时做好最坏的准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表现真应该被后人书写和歌颂。”

他们也把收容和保护妇女儿童作为自己的责任。方牧师在教会大院里收容过2000多妇孺。他被日军多次警告、骚扰、切断对外联系甚至被驱逐。方毫不畏惧，开着救护车进城和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理论，被日军拧着胳臂架出城外。

1939年11月，方牧师接到加拿大教会的最后撤离命令，他们是整个教会最后一批撤离出豫北的。

1941年方家儿子方马可加入加拿大海军奔赴欧洲战场，并很快传来阵亡的消息。丧子之痛让他们难以承受，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但是幸存的方家三口仍然以中国为荣。方乐意进入大学继承母亲的护理专业。他们一家在加拿大和美国极力宣传中国，为中国争取援助。方牧师1941年的一篇演讲稿中提到：“让我们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用血汗和泪水建设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