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意场: 酒精，毒品，性交易和集体违法

回绝晚饭后去找小姐的邀约，永远是社交的雷区。但是过去的45分钟里，这所城市的党委书记——一个五十多岁男子，一直用他婴儿般柔软的手在宴会桌下轻轻抚弄着我的大腿，这让我比往常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个理由先闪一步。

或许，在山东这座洋溢着小城气息的宾馆里——我和这群生意人和官员吃饭的地点，洗浴中心是做正经生意的地方，是我自己想歪了。不过，外面写着“康体中心”字样的霓虹灯广告牌上，“心”字的上半部笔画由几颗闪烁的红心取代。

“康体”只是一个差不多的说法；当时我已经被白酒灌得不行了，这是一种度数高到几乎没法喝的烈性酒，在饭席上很是普遍，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大清楚了。那年的整个夏天，我的老板把我当作装点门面的老外，带我寻访各省级城市，向有钱人家想去国外念书的蠢孩子推销培训课，一群人猛喝一通之后接着跑去找小姐，已经成为了习惯做法。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在其他人开玩笑我是不是喜欢男人之后可以堂而皇之地先撤，但其他的应酬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都是2004年的事了，不过商界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许多互动，在过去十年里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套路。一开始是大吃大喝，拉近感情，然后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样子，一队人马就转战KTV、洗浴中心或者夜总会。大家在一处公共的社交空间里一起再消磨两三个小时，要么是叫几名小姐随伺一旁熟练地陪你调情，要么是全体男性集体脱光去泡澡。到了夜里两点，有的人倒在床上，有的人带着姑娘离场。

卖淫在中国是非法行为，但它打着各种旗号，一直都存在。社会学家黄盈盈和潘绥铭曾经强调，中国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分为多个层次，他们将其描述为七种类型，既有捧场对象主要为贫困外来民工的“工棚女”和“站街女”，也有在路边小店里的“按摩女”和“发廊妹”。最顶层的则是“二奶”和“包婆”，她们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收费也要贵得多。商人多和其中的较高层级来往，尤其是被潘绥铭划定为第三层的“陪女”。

KTV是一种唱卡拉OK的地方，它分为两种，但有时候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KTV里。一种就是跟朋友一起吼《老鼠爱大米》的地方，另一种是与人交往的地方，偶尔才会唱几句，到了深更半夜可以让“小姐”提供性服务。同样，有的洗浴中心在白天的时候提供家庭优惠，很可能到了夜晚就变成了妓院(brothel)。2004年，我不下十次地看过同样一张带框的印刷品，它似乎卖给了整个华北大地每一家或正当经营或不正当经营的营业场所，画面上是一名故作端庄、年轻性感的东南亚女子。在餐馆里，会有一件白色的紧身无袖上衣遮住她的胸部；在妓院里，她的胸部则会炫耀般地完全袒露出来。

去妓院未必就能搞定商业关系，整个过程还需要更为贵重的礼品、陪同消遣、直接贿赂，甚至是由一方全力负担的长途集体出游。但许多年来，它们一直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高尔夫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品味变得稍稍更为精致，比如相较于白酒，洋酒或者葡萄酒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惯例中有的已成明日黄花，至少对政府官员而言是如此。早在今年以前，就有定期的扫黄行动勒令涉黄场所停业整顿数周乃至数月，然后就会恢复正常营业。然而，眼下针对政府官员的整肃运动，还有习近平主席大力倡导的反腐运动，却已让往昔的这套标准商务惯例陷入了停滞。许多高层领导人在落马的同时往往也担负着道德败坏的罪名，其中包养情妇的行为尤为常见。虽然一起找小姐曾经是常态，但如今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警察，却十分害怕被人看到自己出没于俱乐部、KTV甚至高档餐厅这类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