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意场: 酒精，毒品，性交易和集体违法

但是集体嫖娼却剥除了她们的这些防护手段。“我们讨厌伺候一个以上的男人，”曾在KTV做陪唱小姐的珊珊（音译）为我解释道，“男人越多，女孩子越不安全。只要房间里还有其他的男人（召妓），现场就会形成一种相互攀比的局面，他们也会变得更加粗鲁，就可能会真的弄伤这些女孩子。两个女孩子对一个男人，就要好得多。这样你还是拿同样多的钱，但是只要做一半的活儿。”

即使是有两名小姐相陪，她们的注意力也还是会完全放在男人的身上。“可变态了！”珊珊在我问及时说道，“我们并不会相互碰触，那些男人们也不会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是两个女孩子的话，还可以趁男人没有注意的时候说说话，互相扮个鬼脸。所以女孩子们才总是会说：‘哎呀，我干脆去叫我的朋友一起过来好不好？我们两人一定会把您伺候得像皇帝一样！’在你进屋的时候，妈妈桑也会说：‘干脆就叫两个姑娘来陪嘛，像您这样的有钱人，就该享双倍的福！’”

有些集体活动并不会带任何女人，整个场合会营造出一种纯男性的氛围，并且带着几分诡谲的幼稚感。“有时候大家会集体脱光，一起在一间舒适的房间里躺成一圈。当中身份最低的几人会负责给其他人端上食物和酒水。还有一些场合，我们会一起嗨起来，然后脱掉身上的衬衫，拉着手围成一圈跳起舞来，”一名希望保持匿名的西方观察家如此评述道。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于中国的许多企业主来说，妓院都不是一处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权钱勾连现象，无论非法与否。但是在中国，与政府官员勾结却是一种必要手段，而非任何反常现象。对于地方企业而言，拥有政府人脉，在保护自己逃脱利用监管模糊地带予取予求的政府官员魔掌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定期的“孝敬”，就和其他地方的收入所得税一样是一件普遍的事情。

我的朋友亦萍（音译）如今在澳大利亚生活，她以前在石家庄经营着一间规模不大但利润丰厚的IT培训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她告诉我说，“就会有政府的人想来我的公司揩点油水。我要‘孝敬’我母校的院长，还有地方劳动局的高层官员，他是我通过父母的关系结识的，这样每当其他政府官员想来我这里碰碰运气的时候，我就能找他们来罩着我，那些人就会放弃了。”

“但是为了维护政府关系，我不得不常常在晚上出去跟政府官员应酬，”亦萍解释道，“因为我只有22岁，又是女孩子，可以只待到晚上10点左右。所以我只能从我的大学里请来几名男学生，付钱让他们替我陪那些政府官员去KTV，这样那些官员才会信任我。”

借助道德败坏行为建立人际关系纽带的世界，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困难，特别是在想要保持自己的名誉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女性企业家都是靠性手段谈成生意的，而与充斥着堕落行为的同性社交圈打交道，所需的种种策略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就像亦萍所采用的对策一样，庄思博说：“一些成功的年轻女商人会扮演着双重角色。她们在饭局上会表现得像个男人一样，又是喝酒又是讲段子，但是接下来若是陪着那些男人前往KTV，她们又会自动切换成陪客小姐的角色。她们会开始与男人调情，尽情表现自己的女性魅力。”

年纪较大的女商人有时会半开玩笑地将自己设定成“妈妈桑”的角色，负责在陪客小姐和男性生意伙伴之间拉皮条，又或者会命令比较年轻的女性同事代为出席KTV里的应酬，将其作为她们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情况下的应酬通常只会停留在调情或者淫言秽语的程度，但安排自己单位里的“好姑娘”作为生意伙伴的约会对象，能缔结出一条十分有力的纽带，尤其是这位姑娘在后来还成为了对方的固定情妇的话。

“这种关系的价值要远高于以往与性工作者结成的关系，”庄思博指出。但是这种关系所提供的激励手段往往依然是金钱性质的。我的朋友吴小姐是北京一名年轻时尚的公关代表，曾在老板的命令下全程陪着上海来的一位客人吃饭，她在饭后坐上出租车后，便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开对方的咸猪手。一周后，他通过她的老板提出，只要她答应搬到上海跟他一起工作，就为她加薪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