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意场: 酒精，毒品，性交易和集体违法

针对“通奸”行为的法规，几十年来首次得到执行。一项过失俨然成了重罪。再加上较底层的官员，尤其是在中国那些结构臃肿的国企内部，开始纷纷利用反腐运动的严打态势，告发自己的上级官员，为自己开拓升职机遇，从而让这套规则开始变得得不偿失起来。

2013年底，针对政府官员的一连串警察搜捕、公开封禁和新命令，那些在以往的商务洽谈中必不可缺的营业场所纷纷关闭。我最初以为，这场扫黄运动将像其他许多运动一样，仅限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然后再加其他几处关键城市，比如素以性产业出名的东莞，该地区在去年2月份时就曾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严打扫黄。

在分别联络过成都、重庆、唐山、石家庄和哈尔滨的熟人后，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现象：官员们害怕被人看见出现在那些之前被视为贵客的场所。多年来形成的生意形态，而今却成了一项危险的消遣，至少随便一名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最初又是哪些因素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的呢？

中国饭局上的劝酒，是评判生意伙伴的绝佳机会。因为大家信奉“酒后吐真言”。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美酒、美食和性爱，都是乐事。但是在中国，饭局与妓院文化却早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乐趣，只是一种主要用来与其他男性建立生意关系的商务工具。

这种工具带着一股令人发噱的幼稚感，尽管参与其中的大部分男性都已人到中年。划酒拳、咸猪手、低俗段子，还有以试探他人弱点――无论是在喝酒还是女人方面――为乐，都是其中的常态。人类学家庄思博(John Osburg)曾用了数年时间与四川成都的富人群体来往，为自己的著作《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收集素材。他告诉我说：“这些活动就像初中生开的派对一样――只是多了酒和小姐。”

在私下的闲聊中，许多商人都确认，整个过程通常劳心劳力，令人厌烦。（在此我将庄思博的主要研究对象――黑社会成员也囊括在广泛意义下的商业人士类别中；犯罪、生意和政府，在中国的关系往往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鲜有哪家他们涉足的娱乐场所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实际上，里面常见的是汗迹斑斑的脏床单，以及上世纪70年代风格的鲜花图案墙纸，就像这些截取自三流丑闻视频中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在时髦一些的娱乐场所里，则会挂着一些镶在金色画框中的西方美女。没完没了的应酬十分消耗体力；我以前的那位老板，总是宁可搭乘火车，而不愿乘坐飞机，因为火车上的软卧能让他在连着“应酬”了两三个晚上后，难得地休息一下。

但是他们前往这些地方,  并非一味是为了寻欢作乐。一切只是为了增进业务关系和私人交情，借助触犯禁忌与相互袒露自我的力量——至少假装存在着这样的事，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去年5月份，在北京市郊一间烟雾缭绕的餐馆里，我跟一位朋友的表兄郭先生（Guo，化名）碰面，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接待。他从事的是工业级空调及空气净化器的销售工作，主要以虚高的价格出售给地方政府。“你知道吧，一直以来，”他用一口充满激情的英语对我说，“我想开拓业务，我（从政府）约个人出来，我们一起喝了酒，我们一起去了个好地方，我们叫了小姐，他认为我是个爽快的人，我知道他是个喜欢小姐的人，我们成了朋友。成交！”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经验的力量源自双方一同违反禁忌时所共同感受到的快感，有一种分享秘密的感觉。就像学校里一起逃学的男生一样，一起干坏事能很快加深感情。这就像2011年，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流传的一句话：“给老板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老板做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