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加拿大，乃至在北美，几乎找不到一位象蒙特利尔前市长Pierre Bourque那样热爱中国、与中国有着深情厚谊的政治家，从八十年初加中建立外交关系至今，Bourque访问中国超过30次，近几年来，更是每年都会去中国，让中国认识蒙特利尔，也让蒙特利尔了解中国，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二十多年间，他见证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结识了许许多多中国朋友。在Bourque的指导和促进下，蒙特利尔建起了独特的园中园——梦湖园，方园2.5公顷的园区是海外最大的中国园；而在中国的上海世纪公园，则建造了占地2万平方米的蒙特利尔园，展示加拿大高科技多媒体技术，象征着蒙特利尔人民与上海人民所珍视的人、自然、技术与主题的和谐关系。
Pierre Bourque担任蒙特利尔市长八年期间，是蒙特利尔中国城(China Town)发展最为显著的八年，这是华人有目共睹并念念不忘的情谊。1997年，经过两年圆桌会议的磋商，Bourque政府公布了《蒙特利尔中国城十年发展计划》，唐人街牌楼的建立、中山公园的改造、中华医院的搬迁、道路翻修等工程相继完成，前所未有地将蒙特利尔中国城规划出别具特色的格局，成为本地富有特色的标志性历史旅游景区之一。市政府改造资金的投入成为中国城发展的良好支援，良好的街区环境，吸引了更多民众，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随着临近中国城的蒙特利尔会展中心的扩建完成，更为中国城未来发展带来良好前景，Bourque表示会继续支持华人社区的发展，围绕着会展中心与中国城，实施多项建设计划，让这个特色街区成为蒙特利尔另一个旅游、商业核心地区。
与此同时，Bourque也看好今后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发展更多合作关系。他创意性地提到，希望吸纳中国企业的投资来发展蒙特利尔中国城的建设。他认为，与中国的合作，不仅仅是城市间的来往，更可以拓展到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取长补短。
在Bourque推出的自传《Ma passion pour Montreal》中，这位平民出身的市长不仅写到了他对蒙特利尔的深情，也写到了他与中国的情缘。 ——编者
皮埃尔-布克先生(Pierre Bourque)
1942年5月29日，出生于蒙特利尔岛的Rosemont地区，在家中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二
1961年至1965年，赴比利时的Ecole superieure d’horticulture de Vilvorde学习园艺工程专业。
1965年至1967年，率700人的工程队完成了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园区建设
1980年，成功组织蒙特利尔园艺博览会，同年被任命为蒙特利尔园林局局长
1994年成立市级政党Vision Montreal，1994年11月6日，在蒙特利尔市市选中获胜，连续两届担任蒙特利尔市长
2001年，推动蒙特利尔“一岛一市”计划的布克先生在蒙特利尔市市选中落败，成为蒙特利尔市最大的反对党
2003年1月30日，布克先生正式宣布退出市级政党，转投省级政党魁北克民主行动党，但在同年4月举行的省选中落败，重回市政党
2005年，布克率领Vision Montreal党再次参加市政竞选
下文编译自《Ma Passion Pour Montreal》（作者：Pierre Bourque）
蒙特利尔植物园Jardin Botanique是通向世界各地的桥梁。我相信，当我们都说着同一种语言——植物的语言，人和人之间的真正交流才会变得容易。在80年代末，我希望通过建造中国和日本花园，使蒙特利尔植物园能真正地向世界开放。
很多人知道我喜欢中国，很多人因此问我这些兴趣从哪里来的。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加拿大的传教士让我们捐钱给中国小朋友（原为“购买小中国人”，因为有歧义，布克先生在这里省掉了“购买”一词—译者注）还有些传教士人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人是中国人……。不过，我那时只知道我们要殖民中国，要向中国人传教，至于中国人本身，我是一无所知。直到我上了大学，读了Teilhard de Chardin和André Malraux 的书，我才重新认识了中国——中国国土的广袤，中国人千百年来承受的苦难，深深地打动了我。
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多次访问中国，这更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兴趣。看到中国人如何生活，发现中国的多样、美丽，给人类留下的文化遗产，我开始热爱中国。这些经历也使我能够观察中国在八十年代经历的深刻变化。因为我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所以我才可能在中国和魁北克之间编织起友谊的纽带。
后来，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日本的入侵、蒙古人的统治、南京大屠杀、毛泽东的抗日、蒋介石的骄傲、封建主义、孙中山的影响力等等，还懂得了西方学说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道理；我还知道了来自蒙特利尔的医生Norman Bethune — 白求恩不远万里去帮助中国人民的事迹；我对文化大革命也很感兴趣，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就好比一个是阴，一个是阳。毛泽东代表的是阳，男性的，革命者的力量，农民的力量；周恩来代表的是阴，比较脆弱的女性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力量。这个阴性的力量平衡着毛泽东所代表的阳性的力量。我也很敬佩加拿大前总理Pierre Elliot Trudeau五十年代就在中国旅行的经历，后来他被选上加拿大总理，顶住来自西方社会的巨大压力，马上就让加拿大承认了新中国的地位，使加拿大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我读书，也行路。从香港到北京，从云南到蒙古，从上海到台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台北，我看到由国民党49年时带过去的大批珍宝。台北人告诉我，他们相信大陆永远不会轰炸台湾，因为有这么多国宝在这里。我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帮助我了解中国。
1979年，蒙特利尔举办国际花卉展。当时的蒙特利尔市长Jean Drapeau想邀请中国参加，却被拒绝了。这时，Jean Drapeau市长认识了黄华——中国驻联合国第一任大使，后来也是住加拿大第一任大使。Drapeau市长写信给黄华，黄华让上海代表中国参加这次花卉展。我于是在蒙特利尔接待了三个人的代表团。上海代表团团长是吴正前（音译）、上海园林局局长等。他们象千千万万当时的中国人一样，穿着毛服，带着盆景来到蒙特利尔。当时我们蒙特利尔人只知道日本的盆栽，不知道中国的盆景。
日本的盆栽也是二战后才传到西方，到1975年后才广为人知。中国的盆景，不象盆栽只是把树放在盆里，而是一道风景，是缩小了的风景。有时是黄山，有的是丽江，或是其他中国画里的风景，小小的盆景把自然带进了都市。
我帮助他们准备了参展，后来上海市代表团在这次花卉展上获得第四名。他们很感激，把所有参展的盆景赠送给了蒙特利尔，我们支付了1万元的运输费。
1984年，当时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 让蒙特利尔市长Jean Drapeau到上海去访问，我也随行，还带去了蒙特利尔的树，由Drapeau市长种植在上海植物园。1988年，Jean Doré担任蒙特利尔市长，他对上海也很感兴趣，派我去上海签订友好城市的协约，就在这次，我提出建造中国花园的设想。当时上海建筑设计院院长乐为中（音译）陪同我参观了苏州、杭州、上海的花园，其中15世纪的明朝花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在蒙特利尔建造一个类似的花园。我们的中国朋友大胡为此来到蒙特利尔，我们一起登上了奥林匹克体育馆的顶层，蒙特利尔植物园尽收眼底。大胡指定了建造中国花园的地点。那时日本花园在1988年已经完工，大胡要求中国花园除了要和日本花园一样大，一样地方便出入外，还要造得比日本花园好。大胡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可能也是蒙特利尔人最好的朋友了。
就在这时，“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了。我和大胡在蒙特利尔一起看电视，大胡感到害怕，他要尽快离开这里。大胡走了，就剩我一个人。这之后，蒙特利尔象其他西方的城市一样，断绝了和中国的一切往来。我写信给当时的联邦外交部长Joe Clark，他刚刚宣布了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他所具有的智慧，使他在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同时对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网开一面，是他挽救了我们和中国的友谊，也拯救了中国花园（编者注：梦湖园）这个项目。1989年9月份，我来到上海，在从大阪到上海的飞机上，只有我一个西方人。在上海，大家像欢迎兄弟那样来招待我，因为患难才见真情啊。我去上海这本身成了我们和中国关系的一个标志。当时的蒙特利尔市长Doré毫不犹豫地象市政厅议会提交了建造中国花园所需要的预算。中国政府在1995年嘉奖了上海市政府，奖励他们在海外造了最大的中国花园。然后，100多个中国工人到了蒙特利尔，带了几个集装箱的石头，以及建造花园所需的物品，他们在1990年整整工作了一年。1991年，中国园正式开放，改变了蒙特利尔植物园的面貌。 （译/商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