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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一战百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几次重大抉择，决定了中国的百年国运。回首一战百年，当今的中国应记取什么教训呢？ 一篇短文，谈及中国在百年历史上影响或关乎国运的六次选择。
1，一战的选择，11917年，梁启超向段祺瑞政府建议与美国结盟。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最近噩梦恢复决定“站在价值观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加入以美国为代表的协约国阵营。战后，中国五千年来首次以战胜国的身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之一。
2，二战的选择。1942年，国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美国等26个国家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分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3，1949年外交政策的选择。中国选择一边倒，加入苏联阵营，与美国决裂，中国历经磨难，从亚洲强国逐渐沦为第三世界领头羊，有人称之为”丐帮帮主“。
4，改革开放的选择。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重新选择亲美路线，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向腾飞。
5，反恐战争的选择。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系列恐怖袭击，中国当机立断，支持美国全球反恐行动，也为中国迎来十年的黄金发展机遇。
6，俄乌战争，又是关乎中国国运的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百周年之际，英法等各大参战国都展开隆重纪念活动，悼念亡者，并反思历史教训。
中国是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多年来一直将其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官方宣传主要强调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利益，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但现在宣传口径有了变化，当年中国在一战期间向英法输送华工的历史成为新的重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重灾难，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带来了巨大创伤。
“战争中，有近15万中国劳工背井离乡前往欧洲，为恢复和平和战后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2万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开始利用一战欧洲战场上的华工血泪史，来强调历史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将中国描绘为和平秩序的建设者，突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其实，正面看待中国参与一次大战的历史，在中国学术界早有呼声。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决策都促进了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今天，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新的战略挑战。重温自一战以来中国历届政府所做的几次重大战略抉择及其成败，在此刻有特别的意义。
中华民国在两次大战中的抉择2011年纪念辛亥百年时，时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在广州《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国史的分析文章。
在评论民国外交史时，秦晖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英美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因而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官方早已认定，抗战胜利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但中国在一战中有什么收获呢？
秦晖解释道：“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秦晖总结说，在当时的国力下，中国通过正确“站队”两次成为战胜国，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的三次抉择
但是，二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抉择，投靠了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
在一段今年夏天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讲话中，中国知名宏观分析师高善文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作出错误的选择”，而“1949年我们跟苏联搞在一起”也是“搞错了”。
他在7月28日在山西证券发表的演说中说：“只是在过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赌了两次赌对了，这两次赌对我们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经济繁荣。”
这两次“赌对”，第一次指的是中国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与美国共同对付苏联，使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时期”，与西方世界全面恢复交往。
第二次则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邓小平作出重要指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使中国避免迅速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紧接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表示中国要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使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近，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期。
国运2018：中国再次面临抉择按照高善文的说法，经过1949年的一次“搞错”，以及1978年和1992年的两次“赌对”，201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抉择的关口。
在他看来，稳定中美关系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不能稳定下来，国内什么事儿都别干了，什么证券市场的发展，什么改革，这些都谈不上。”
他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随着中美关系全局的变化，“中国内政外交的全局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
二十年来，中共领导人屡次试图用二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来证明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之一，是美国可以信赖的“负责任大国”。
近来，中国劳工参与一战的历史，也开始被用作这种说法的一个论据。
但这种宣传的可信性仍然存疑，因为很显然，两次大战期间的中国政府都是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和自身国际定位都大相径庭。
在回顾民国时期的外交成就时，秦晖说，中国在两次大战中作出成功决策，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也就是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阵营。
两次大战的历史，并不能自动证明当今的中国是可以信赖的“负责任大国”，而只能为北京当局指出吸取前人经验、走出目前困境的一条路径。
在这百年间第六次重大抉择面前，中国将给出何种答案，无疑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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