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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 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 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 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 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2014年和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35年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态势，在这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 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 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GDP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分成5个阶段，即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 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潜在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8%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6%～7%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5%～6%的潜在中等增长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着4%～5%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3%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低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6%～7%。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GDP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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