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六环：住着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

2013年12月，丰台区人民政府启动长辛店棚户区改造项目，大街将改造成明清仿古步行街，居民将搬迁到附近的安置房中，二七厂亦面临搬迁和转轨。

过去，人们坐着轿子出京，晚上必须要在这里留宿。随着都市化的进程、火车的提速，没有人需要再在这里停留了。

李墨的外婆曾住在这个镇上。每天，火车站每小时的敲钟声和二七厂上下班的铃声回荡在镇子上空，“用现代的时间概念切割了生活空间”。

主街是一条五里长的鱼骨状街道，人们沿着鱼刺的位置择地而居。过去，这条街上有卖鞋的、拉大车的、卖棺材的、卖粮食的，还有牙医;现在，被温州发廊、童装百货和两元店代替。

李墨平时的工作是为都市的高楼大厦提供炫丽的图纸。在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这次艺术调查时，她决定为这些街上的摊位画一些图。 

在最后呈现的作品里，这些即将消失的摊位以蓝图的形式展现，工工整整地标注着尺寸。最大的是一个小卖店，最小的只是卖鸭蛋的两个箩筐。李墨在现场拍照，用专业的仪器测量出尺寸，回去在电脑上复原。

“用蓝图的形式批判性更强，因为蓝图是指向未来的。”“蓝图”本是用来建设，给人希望和未来的词，当用在这些即将消失的并不引人注意的摊位上时，建筑师本人的态度得以表达。

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李墨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保定的做面条的小伙子。

他拿了一根两米长的擀面杖，站在长辛店大街上，保持着一种未受过现代化侵染的天然的神态。当得知李墨来自五环内时，小伙子突然问道：“你们城里人还买面条吗?你们不得天天下馆子啊。”他来北京四五年了，从来没有进过城，摊子前都是回头客，他不敢休息，一休息长辛店的街坊邻里就没有面条吃了。  

李墨将要跟他告别的时候，小伙子托她帮忙在网上宣传宣传，又问她微信是不是能跟附近的人聊天。这个25岁的小伙子还是单身。  

五六环之间生活着许多年轻人。崔灿灿感叹，本来20多岁的年纪应该享受阳光、青草、自由的爱情，但这群年轻人整天担心着工作、买房、改变生存境遇，带着一个村子的人对他的期望，要在北京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每年过年回家，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给你父母买了啥?你在北京买房了吗?结婚了吗?

比起物质生活的困苦，打工者精神世界的贫瘠，往往被忽视。

杨春龙曾经是生活在昌平区史各庄乡北四村的外来者。他帮别人写论文赚钱，间或写作小说，现在有一个关于北四村的写作计划和一个关于“陌生”的返乡纪录片计划。

在艺术家刘伟伟调查北四村的过程中，他们二人成了朋友。  

在刘伟伟的一个长镜头里，穿着灰色绒衣、红色格子衬衫、土色卡其裤和白色运动鞋的杨春龙，一直沿着北四村的路走着。两旁，是闪着红灯的黑车、抱着孩子的年轻女孩、发廊门口抽烟的青年和骑在自行车上等人的男人。

平价药店门前贴着促销的红字和本店转让的招牌，比人高的包子蒸笼散发着热气，卖彩票的窗口前闪着五彩的灯，随风飘荡的气球挂在廉价的化妆品店的窗户上。  

杨春龙走在土路上，路过紧闭的铁栅门和如山的建筑垃圾，卡车在地上留下清晰的压痕。最后，杨春龙在一片废墟前坐了下来。“孤独和空虚就像黑白无常一样，每天晚上都敲打着我的窗户，逼迫我思考。”他说，每次回老家，都面临一个“陌生化”的问题，回家总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他在老家有个嫂子，因为很少见面而羞于打招呼，当他再回家时才知道，这个没来得及打招呼的嫂子已经去世了。在老家，中年人正在变成老年人，老年人陆续去世，刚出生的孩子又不认识。说到这，杨春龙干咳了一声，低头摆弄起手机来。  

刘伟伟最后找来黑车司机、烙饼店老板和打印店员，组成了一个临时合唱小组，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他们接过歌词，笑着说字都不认识，有人把手缩在衣袖里，擦了擦鼻涕，带头唱出了这首曾经被群星演绎的歌曲。他们近乎于“吼”一样，越唱越起劲儿，尽管很少在调子上。最后，当唱到“有梦想就会了不起”时，终于有人笑得蹲在了地上。

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象征性意义才会浮现，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40组艺术家进行调查时，形式远比上面提到的丰富。  

画家佘陈琦在村子里应聘了10个岗位。  

艺术家闫振振收集拆迁废墟里被丢弃的各类物品。

艺术家靳勒拍摄了一个村子的449个厕所，其中441个私人厕所，8个公共厕所。  

艺术家周艳峰和秦安心像打卡机一样记录了10个打工者每天的生活。有村民好奇：“一个艺术家天天跟着我们记这些干嘛，给我们画张像呗。”

导演胡力夫对农村垃圾问题进行拍摄，最后感叹:这个村子好像被忘了，像一片自由的脏土……

整个五六环之间就是一台大戏的临时道具，随时可能消失。人员是流动的，拆迁的公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来，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也习惯了逆来顺受，就像一个即将要拆掉的超市，没有人愿意再花钱为它维修坏掉的灯泡了。

就在艺术家们调研的过程中，一些村子正在消失，那些留下的文字、图片和影像，成为这里最后留给人们的一丝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完成了村子消失前的记录。

在崔灿灿看来，这次艺术调查的目的是把一个城市陌生地带的问题呈现出来。五六环之间，除了人们印象里的“脏乱差”以外，还有很多具体可感的故事细节和生存逻辑。艺术家试图用放大的感官将这些一一呈现，通过各自的艺术表达，展现给人们。

“其实这种调查改变不了什么现实，但是有可能改变思考问题的方法，带来审美和伦理上的改变。”另一个发起人葛磊说。

崔灿灿说，这可能不同于以往殿堂式的、画廊式的表达，“我们当然可以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坐在那里叼着雪茄，每天搞搞艺术，参加双年展。但我们觉得生活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一条木木的大马哈鱼，我们是章鱼，我们可以用触角去感触这个世界”。这次艺术调查是他们这些年来，做得“最落地”的一个项目了。

不过，这还是引来了社会学家的批评。一篇名为《求求艺术，放了社会学吧》的文章在圈里传播，这位有社会学背景的作者认为：这样的浅层调查既无法提供艺术语言上的创新和超越，亦无法在人类关怀和思想深度上对社会学有更多贡献。

艺术家对此的回应是，不同于社会学家的理性调查，艺术家只提供感性认识，而感知往往比文本信息更具有真实性。他们坦承，无论艺术家的调查多么精准，也只能还原出五六环的局部数据。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象征性意义才会浮现，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城市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光鲜，那些不那么光鲜的东西都被迁到了五环外。”崔灿灿说。

当他坐在五环外的工作室时，已经没有了最初关于“天竺”的美好遐想，他想到的只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北京生活，我们在人海茫茫中穿梭，应该意识到从你身边路过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