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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渥太华的家庭医生们发现，大量公务员正在寻找医疗证明，以支持在家办公的请求，这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带来了更多压力。
Roozbeh Matin医生表示，自从联邦政府宣布计划要求公务员更多地返回办公室工作以来，他几个月来一直注意到这种趋势。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我们渥太华地区的所有医生都注意到了，”他说。“我们基本上被公务员患者要求提供各种形式的证明所淹没"。 Matin每周大约会接到两到四份请求，而Alex Duong医生自春季以来在他位于Vanier的家庭医疗诊所已经接到了几十份类似请求。 医生们指出，这个问题在渥太华地区很普遍，他们认为这些就诊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表格，是在浪费本可以用于病人护理的稀缺资源。 Duong医生表示："我们被要求为联邦政府监督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政策，坦率地说，这并不是我们时间的有效利用。” 他表示，联邦政府实际上将其自身的调节问题“转嫁”给了在这个城市本来就稀缺的家庭医生。 “这正发生在医疗系统本身濒临崩溃、我们拼命努力维持的时刻，”Matin说道。“我们正被这些请求搞得焦头烂额，感到不堪重负。” “文书工作浪费大量时间” 每周，Derek McLellan医生都要花整整一天时间来处理他在Riverside South家庭医疗诊所的所有文书工作。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为了逃避重返办公室要求的患者变得越来越多，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工作量。 McLellan医生说：“他们说，想要申请在家办公，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具医疗证明。” 然而，即使医生开了一张证明，事情并不会就此结束。患者会带着三页或六页的表格回来让医生填写。有时即便这样还不够，他们还会带着另一份文件再来。McLellan医生表示，其中一些文书工作毫无意义。因为这些患者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了远程办公的安排。随着重返办公室的要求，他们现在被要求重新开始整个过程。 他说：“这只会增加额外的行政工作时间。” Duong医生也描述了类似的负担。他认为，他被要求做的是“行政医疗”，而不是“真正的医疗”。 他说：“我花在这些表格上的时间越多，我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就越少。” 医生不想为政府“把关” Matin医生表示，患者要求开具证明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社交焦虑、背痛、性格内向、担心感染COVID-19，以及肠胃不适导致厌恶公共洗手间。他说，病人的担忧是合理的，但也让医生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他说：“这让医生几乎处于一个需要进行法律裁定的情况，而不是做出诊断并制定护理计划。” Duong医生表示，很少有家庭医生接受过职业医学方面的培训，要求他们承担这个角色可能会“造成医患关系的摩擦”。McLellan医生对此表示赞同 “我们最终会陷入冲突，因为我们被置于一个守门人的位置，但在没有医学依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参与这种讨论，”他说。“因此，这确实会引发一些敌意。” Duong医生指出，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政府应该雇人来提供所需的文件。 他说：“如果联邦政府想要进行职业评估，那么他们应该考虑自己聘用受过职业医学培训的医生。” McLellan医生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他说：“我认为这是更恰当的资源利用方式，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不是我们医疗系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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