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真假莫辨且泛滥的年代，三个基本生存原则

发布时间: 2025-12-25 10:24| 查看: 756| 评论: 0|来自: 大声思考

当今时代，信息呈现两大特征：第一，真假莫辨；第二，高度过载。人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永不落幕的噪音风暴之中：事实、谣言、立场与情绪彼此纠缠，以相同的速度、相同的界面、貌似相同的权威姿态同时涌现。信息不再以“稀缺”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泛滥”之势压迫注意力，使判断变得比黄金还珍贵。

正因如此，大多数人倾向于在信息洪流中寻求捷径。在腾讯新闻较真平台十周年辟谣白皮书里，一项针对1181人的问卷调研结果，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发现，有93%的网民非常讨厌“不确定性”，习惯于尽快锁定一个结论，而且一旦认定，就很难被新证据说服。另一个发现则是，只有47%，即不到半数的网民，会在面对真伪难辨的信息时，抱有主动查证的态度。超过一半的人，要么不关心，要么就直接相信了，甚至还会主动传播扩散。

图注：引自《腾讯新闻较真平台十周年辟谣白皮书》

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糟糕的信息生态当中。它对现实的反噬十分明显：首先，虚假和夸张内容因此更容易迅速传播，谣言如水漫地，淹没了事实，使真相难以显现。其次，捷径思维助长认知偏差，人们更倾向于只接受符合既有观点的信息，而忽略矛盾证据，久而久之，信息茧房形成，回声室效应放大。而如果长期依赖片面判断，决策质量会大大下降，无论是个人生活选择，还是公共事务评判，都可能因此出现偏移和误判。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将随之削弱，人们在信息混乱中焦虑徘徊，理性讨论与长期思考能力被侵蚀。最终，节省的投入成本换来的，是认知浅化、社会分化和判断失衡的长期隐患。

传统理论认为，抵御这种黑暗状况产生的利器，是向公众普及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但在今天这个AI时代，看法发生了变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泽伊内普·图费奇（Zeynep Tufekci）在一篇有关深度伪造视频的评论中说，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已经不足以胜任识别AI时代虚假信息的重任，而且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这些方法很快将完全失效。

一些研究也支持这种断言：在AI驱动的信息环境中，传统依靠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来识别虚假信息的方法面临显著局限。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家2024年的一篇预印本论文指出，具有解释功能的欺骗性AI系统比单纯给出正确或错误分类的AI系统更具有说服力，它们不仅能够生成虚假信息，还能通过提供“合理的”解释放大对虚假新闻的信任，同时削弱对真实信息的信任。研究同时发现，个人认知能力不构成完全防护：即便是高认知反思能力的个体，也难以完全抵御欺骗性解释的影响。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讨论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是否仍然能够抵御人工智能时代的虚假信息之前，容我先提出我个人的信息处理三原则，供读者参考：

1.先核实，后信任。特别是看到照片或视频，先假设它是假的，除非有证据证明它是真的。

2.忽略大部分内容，只凭直觉行事。也即，直觉性地选择关注的对象，然后顺着它所引导的方向前行。

3.把“判断真假”改成“判断重要性”。最关键的不是“这是真的吗？”，而是“这条信息值得我投入注意力吗？”。

为什么是这三条？我且一一道来。

先核实，后信任

先核实、后信任，是在信息泛滥和虚假信息易传播的时代保护自己认知安全的基本原则。这当然是因为信息的真实性在技术的作用下越来越不可靠。在现代数字媒介中，不用说文字，照片、音频乃至视频都可以被轻易篡改或伪造。随着传统意义上依赖感官证据的认知基础逐渐丧失，先行核实信息源、内容和证据，再决定其可信度，成为维持稳健认知和社会互动秩序的前提。它既是个体理性判断的必要条件，也反映了社会信任机制在高度技术化信息环境下的再配置：信任不再是先验赋予，而是一种通过验证与论证获得的动态成果。

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视觉影像。进入“视觉不再可信”的时代后，任何依赖影像作为证据的场景都成为潜在受害空间。深伪技术能够生成逼真视频、监控画面与新闻影像，使“我亲眼所见”从一种认知优势变成可被操控的心理弱点。所以，在所有需要“视觉为证”的场景中，都先要假设，那些影像已被修改，或加以特效处理，甚至就是AI生成的，除非另有证据。

忽略大部分内容，只凭直觉行事

在信息爆炸与真假难辨的时代，人类认知资源有限，无法对所有信息进行逐一分析。直觉性选择是一种基于经验、兴趣和感知敏感性的快速决策策略，它允许个体先行锁定潜在重要的对象或主题，然后顺着其自然提示的方向深入探索。学术上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启发式（heuristic）方法：通过优先关注最有可能具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提高认知效率。

这种策略之所以有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利用了人的模式识别能力，人类能够迅速从复杂信号中感知潜在关联或重要性；二是它与环境反馈紧密结合，个体在探索过程中不断修正方向，实现“选择—验证—调整”的动态循环，从而在不确定和有限资源的条件下保持信息获取的高效性。

不妨想象你站在一条汹涌的信息之河旁，水里混杂着鱼、漂浮的树枝、塑料碎片和各种漂流物。你不可能抓住每一件东西，也无法用显微镜分析每一滴水。这时直觉就像一只敏锐的手，它能自然感知水流中最活跃、最有价值的“漂浮物”。你顺着它指引的方向入水，就可能捕捉到真正有用的鱼，而不是被无关杂物拖住。

在信息洪流中，直觉的有效性正源于这种“快速感知—选择跟随”的机制：它能自动筛掉杂乱，锁定潜在重要的信息，并引导你在未知环境中做出高效探索。

把“判断真假”改成“判断重要性”

第三条原则，遇到信息，先问自己：“这条信息值得我投入注意力吗？”在如今的环境里，假信息越来越像真信息。AI生成内容逼真到连专家都难以分辨。每条信息都在争夺你的注意力。这意味着，把所有信息都当成需要判断真假的对象，本身就是陷阱。而注意力才是你拥有的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这是真的吗？”，而应该是：“这条信息是否值得我花时间与情绪来回应？”

我将此称作“恢复世界的权重”。人人皆知，眼下真正稀缺的早已不再是信息本身，而是人的注意力。管理好注意力，意味着重新夺回对感知与判断节奏的主动权，使世界不再只是被不断推送、快速消费的“信息流”，而重新成为具有重量、层次与后果的现实。注意力一旦被无限分散，事物便失去轻重之分，一切都显得同样紧急、同样重要，反而导致意义的扁平化。

我在某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签名：注意力不是免费资源，而是人类最后的抵抗。在被算法和平台持续攫取的环境中，注意力成为人类所剩不多的主动权之一。因此，对注意力的管理不只是效率问题，而是一种抵抗实践——它抵抗被动反应、即时刺激与外部操控。

图注：“注意力不是免费资源，而是人类最后的抵抗”，图片由AI生成

为什么第三条原则如此重要？我相信这一建议能帮你避免80%以上的信息操控。许多虚假信息、煽动性信息、本地化诈骗、情绪性内容，真正的目的不是让你相信，而是让你反应。当你把判断真假改成判断重要性，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动：垃圾信息直接跳过，带强烈情绪的内容予以冷处理，对不影响现实生活的远端争议不投入情绪，而凡是涉及个人资产、亲密关系、人身安全和行动决策的内容，则核查再核查。这样，你不需要成为事实辨别专家，也不需要化身媒介素养大师，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认知开关：不是所有信息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优先判断“是否值得关注”，而不是“是否真实”，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已经比绝大多数网民更不容易被操控。

把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前文说过，在应对虚假信息的研究传统中，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长期被视为提升公众免疫力的核心策略。这一方法基于一个前提：个体具备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只要经过适当教育，就能通过审慎判断和证据核查来抵御错误内容。然而，随着大规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这个前提现在受到了质疑。

核心原因有三。首先，AI内容的拟真度导致其无法被人类凭视觉或语言线索识别。从根本上说，指望人类能可靠地区分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与人类生成的内容，是不可能的，哪怕经过专门训练。这意味着，依赖个人观察力或怀疑精神的传统媒介素养教育，在这一情境下事实上已变得无效。

其次，我已谈到，人类的注意力与认知资源是稀缺的，而AI虚假信息生产的成本趋近于零，速度却近乎无限。AI时代的虚假信息并非少量异常内容，而是规模化、自动化、持续性的信息洪流，因此指望人们对所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进行仔细审查，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在社交媒体的快节奏环境中，借用心理学家卡尼曼的框架，人们的判断主要发生在“系统 1”（快思考）层面，而不是需要时间、动机和认知投入的“系统 2”（慢思考）层面。因此，传统媒介素养教育所假设的“信息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深度判断”在现实中并不成立。

图注：面对信息洪流，人们不可避免地更多使用“快思考”，图片由AI生成

第三，AI虚假信息越来越多地通过高度情境化与个性化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例如，模拟亲属语音的诈骗、基于用户社交图谱生成的个性化政治信息，这类信息并非作为“新闻内容”出现，而是作为“互动情境的一部分”侵入决策过程。这类攻击利用的是信任关系，而非内容本身的特征，因此批判性思维无法轻易“退出情境”进行判断。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事实：虚假信息不再仅仅是内容问题，而是关系问题、结构问题与情境问题。

尽管如此，将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视为无效并不准确。毋宁说，它们的作用正在发生范式转移：从传统的识别真假转向识别风险、识别操控逻辑以及识别算法结构。这种转变意味着它们不再是AI虚假信息的“第一道防线”，而是嵌入更广泛的结构性治理框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所以，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不敷使用的论点应理解为：问题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将其错误地当作了唯一或主要的解决方案。在AI深伪时代，仅靠公众教育已远远不够，必须依赖多层机制，包括：可验证的数字水印、平台层级的内容认证、政府的算法透明度要求、社区与组织的预警网络，以及法律层面的责任框架。个人的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不再承担“不可能的任务”（识别所有AI内容），而是构成系统治理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综上所述，我同意传统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确实不足以抵御AI时代的虚假信息挑战。但解决方案不是放弃教育，而是将其置于系统性、结构化、技术驱动的治理框架之中，重新定义其功能与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