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6年后 加拿大华人女子决定发声 挑战封口协议

加拿大一名乐团前乐手打破保密协议，公开讲述了自己的性侵投诉、和解协议以及随后职场中的遭遇，从而引发了性侵和骚扰案件是否应使用“禁止披露协议（NDA）”这一争议的讨论。

以下是《环球邮报》记者Robyn Doolittle的采访报道：

从法律角度来说，W女士不能谈论自己曾就一起性侵事件，对其就职的乐团一名前同事提出过投诉；她也不能谈及所谓性侵事件的经过，调查过程，或事件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原因在于，2019年，W女士与乐团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其中包含一项保密条款。作为交换条件，她获得了约7,100加元的补偿，其中大部分用于报销心理辅导费用，以及涉事人员将离开乐团的保证。W女士因此放弃了今后就此事发声的权利。

然而，W女士指称，在签署协议仅数周后，乐团便开始对她进行职业上的“报复”：起初为她提供不那么重要的演出角色，随后大幅削减她的工作时数，直至2020年初，她已不再在该乐团工作。乐团否认W女士的投诉影响了她获得的角色或工作时数，并指出，乐团聘请的一名外部调查员已认定W女士关于“报复”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

如今，W女士决定打破这项保密协议。这种协议通常被称为“禁止披露协议”（NDA）。她表示，自己决定发声，是因为听到传言称她与所谓施暴者存在“自愿恋情”，并因此导致两人离开乐团。

W女士选择站出来发声，正值有关NDA使用范围及其法律效力的相关法律正在发生变化。

此类协议在商业领域被广泛用于保护商业机密和维护机构声誉，但在涉及被指控的犯罪行为、骚扰和歧视案件中，使用NDA已引发伦理与法律层面的质疑。

这一问题在2017年随着#MeToo运动进入公众视野。当时，《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披露，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多年间持续性侵业内女性，并通过NDA阻止受害者公开指控。

NDA在这类案件中的风险引发担忧：加害者可能将其作为武器，继续实施伤害；而在缺乏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工作场所和机构也永远不会被迫改变。

自那之后，加拿大和美国多个司法辖区已通过立法，在特定情形下限制NDA的使用，最常见的适用范围包括涉嫌歧视、性侵或性骚扰的案件。

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PEI）于2021年成为首个通过相关立法的省份。安省也出台了法律，限制大学在涉嫌性不当行为案件中使用NDA。其他省份，包括新斯科舍省和曼尼托巴省，也曾考虑类似立法，但由于各种原因，相关法案未能推进。不过，改革的动力依然存在。

在卑诗省，2024年提出的一项私人议员法案未能通过一读。省政府发言人表示，司法厅正在研究通过立法及非立法方式应对NDA被滥用的问题，预计将在2026年公布更多内容。

今年6月，加拿大参议院对《不能用金钱买沉默法案》（Can’t Buy Silence Act）进行了首读。该法案拟在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中，限制NDA的使用范围及其法律效力。

该法案由独立参议员Marilou McPhedran提出。她表示：“我认为，允许一种法律工具去延续虐待性或有毒的工作环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法律教授、倡议组织Can’t Buy My Silence的共同创办人Julie Macfarlane表示，推动此类立法的力量已呈现跨党派趋势。近期，得克萨斯州也通过了相关法律，加入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的行列。

不同法案采取的路径并不相同。Macfarlane指出，有些法案并未全面禁止使用NDA，而是对其使用方式施加限制和条件。

例如，爱德华王子岛省的立法规定，保密条款不得“对第三方的健康或安全，或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这一规定旨在防止连环施害者持续实施不当行为。该法律还要求，签署保密协议的一方不得是在承受不当压力的情况下作出同意。

W女士的案件

在W女士的案件中，她指称乐团明确表示，若她希望继续在乐团工作，就必须签署该保密协议。

同时，乐团表示，由于协议本身的保密性，无法就这一指控发表评论。

W女士是一名音乐神童，曾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院。她于2017年初以“额外演奏员”的身份加入乐团。该职位属于合同制自由职业者，可定期参与演出。文件显示，在最初两年中，W女士几乎每周都有演出。

她称，在此期间，乐团中一名已婚的资深成员开始对她作出不受欢迎的性暗示。她表示，这些行为不断升级，最终在一次演出后的聚会上，该男子在她极度醉酒的情况下对她实施了性侵。

她表示，她花了很长时间并接受心理辅导，才逐渐消化这一事件。最终，她聘请律师，并于2019年3月正式向乐团提交投诉。该文件包含了一条据称由被指控者发送的短信，对方在短信中多次道歉，称自己从未有意占她便宜，并表示自己“对当时的情况毫无察觉”，对“发生的一切深感抱歉，将终身赎罪”。

被指控者未回应置评请求。

在提出投诉后，乐团启动了一项调查，但调查并未完成。作为涉及四方（W女士、乐团、被指控者及工会）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W女士同意撤回投诉。

然而，在签署保密协议不久后，W女士指称，乐团开始只为她提供较低级别的演出机会，最终甚至不再给她任何工作。这对她造成了职业上的羞辱，她却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原因。她在沉默中哀伤了多年。

直到2024年初，她从另一名音乐人处得知，有传言称她与被指控者是自愿恋情，因此两人才一同离开乐团。《环球邮报》联系了向W女士透露该传言的人，对方证实了这一说法。

她说：“NDA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在那一刻都变成了现实。你只能面对一个选择：我要不要告诉这个人，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正是在那一刻，她决定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也曾请求乐团解除对她的NDA约束，但乐团拒绝了。

当她再次向乐团提出投诉，指控其存在报复行为后，乐团聘请了律师事务所展开调查。2025年5月，该事务所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人员认定，W女士的工作时数下降是因为乐团新增了多名额外演奏员，并排在更靠前的候补顺序中。报告还指出，W女士在2019年拒绝了多次工作邀约，其中包括她认为不够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排序中进一步下滑。

在发给《环球邮报》的电子邮件声明中，乐团发言人表示，乐团始终严肃对待W女士的指控，而外部调查并未发现任何证据，足以支持有关乐团存在报复行为的说法。

多伦多律师Gillian Hnatiw专门代理性骚扰和性暴力投诉人。她理解限制NDA使用的新法律背后的良好初衷，但也表达了一定保留意见。

她指出，在许多谈判中，雇主的首要目标是保护自身声誉，而“保持沉默的承诺”往往是受害者争取有利和解条件时，少数可用的筹码之一。还有一些改革方向，可能对投诉人更有帮助。例如，立法机构可以允许受害者就性骚扰提起民事诉讼。目前，这类案件通常由人权仲裁机构处理，而赔偿金额往往仅在数万加元的低位区间。正因如此，许多投诉人感到不得不接受和解条件，因为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赔偿，也不足以弥补她们的损失，例如工资收入和心理辅导费用。

W女士认为，在类似案件中使用NDA本身是不道德的。她感到，无法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使她更难以疗愈；同时，她也认为，正因为自己被迫保持沉默，乐团从未真正为其处理方式承担责任。她说：“过去六年，我一直在努力重建自己。现在，我已经不再依赖乐团的工作。我希望能成为那些无法发声之人的声音，”她此后也在事业上取得了新的成功。

报道最后表示，乐团负责人拒绝评论是否会因W女士违反保密协议而采取法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