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光环，在相亲市场行不通了吗

200元一次的相亲费，上万元一次的内部局，过去几年，江浙沪独生女葛莉为了能接触到更多的单身大厂中层，掏了近10万元。

曾经，对于家境中等偏上的葛莉来说，30岁左右，在大公司工作的大厂中层，是最好的“另一半”选择。这些大厂人往往毕业于985、211，在家能包住育儿的“里子”，年包普遍拿到百万级别，在外也挣足了“面子”。

只是，和葛莉先后接触的两名大厂P8，都在去年被裁。葛莉眼看着他们的朋友圈从晒出国外旅游照到积极求职，约会地点也从日料店变成了咖啡馆，不再稳定上升的大厂中层，让葛莉打起了退堂鼓。

而当葛莉得知一位嫁给大厂P7去年刚刚生产的朋友，因为丈夫面临裁员压力，被通知产后5个月就要返工时，她迅速开始接触在央企和外企工作的朋友。“尽管央企需要熬资历，但年薪也不错，外企工作相对轻松，更顾家。”大厂人被她排除出了相亲名单。

当大厂们开始和裁员、降薪、996持续绑定，大厂title加身的大厂人，在相亲市场的光环也变暗了一些。

早在2023年，有媒体报道“大厂代发相亲贴”的新闻——收取费用，在大厂内网代发征集相亲对象的帖子。在彼时的报道中，这种代发的费用在40元到188元不等。字母榜（ID:wujicaijing）查询发现，如今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发布相关内容的，报价似乎有所下降，价格普遍在50元左右，100元以上的已经很难找到。

北京某会员制婚姻中介则告诉字母榜，此前他们甚至会花钱买几名挂着年薪百万title的大厂程序员，只为钓到愿意花5万元年费的高级客户。但过去一年，女性客户总会询问这些大厂程序员“是否有心脏病？体检情况如何？”，相较之下，拥有京户的高校老师、外企小领导成了香饽饽。

正在频繁相亲的大厂员工吴孟也感受到了变化。五年前刚进入大厂时，父母在老家张罗相亲，仅有一次被“骗”着参与时。相亲对象是老家一位刚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女孩。在介绍自己年薪40万的时候，他难以忘记女孩脸上羡慕的神情。彼时，在普遍月薪3-5K的老家，在大厂哪怕最普通的40万年包，也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丰厚的收入。

但去年春节，当父母再给他安排相亲时，坐在对面的小学老师听到年薪后，立刻追问吴孟年包是否包含股票、年终奖，北京，在小镇相亲市场，大厂人高薪之下迟迟兑现不了的期权，一拖几个月的年终奖，似乎远远不如握在手里的收入实在。

在社交媒体上，“避雷大厂相亲对象”类的经验贴也不在少数。“雷点”主要集中在几处：工作太忙、太爱说教/画饼、太过自信、太过结果导向，而具体到程序员等特定工种，则离不开秃顶和身体健康状况……

将时间往回推六七年，遍地是大厂员工的造富神话，加班加点还被当作勤奋的标志，能说会道还被认为是一个人的亮点，也不太会有人纠结“年薪百万”背后到底多少是基础薪资，多少是期权和年终奖。

如今，“对大厂祛魅”“大厂裁员”“大厂内卷”，当相关的话题不断被讨论，大厂人在相亲市场的吸引力也随之迎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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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人明显感觉到自己在相亲市场上的“地位”变化。

去年，已经32岁的张霖在北京某婚恋中介注册。大厂P7、年薪百万的他尽管外貌条件一般，“身高170，体重140”，但中介几乎每周都能为他安排4-6场约会。约会对象则大都是北京某体制内的女科员，高校的年轻女老师，年龄都至少小张霖5-7岁。

有时因为加班，张霖经常需要将周末的3-4场约会减少到一场，每个假期，张霖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当当。

只是随着大厂裁员的消息越来越多，表演性加班让他几乎每天都在10点后离开公司，张霖发现，给他安排的约会越来越少，见面时，“裁员、降薪”也变成了对方单刀直入的首要问题。

“现在大厂太不稳定了，你考虑转去央企吗？”最近和他接触高校老师直接问张霖，这让他有些窘迫。一个月后，张霖就刷到了对方和一位国企小领导确定关系的朋友圈。不到半年，张霖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在一夜之间随着大厂的去魅一起变成了泡沫。

去年春节回到家，父母没有提前打招呼，就为吴孟安排了一次相亲。

硬着头皮前往的吴孟倒不是不想相亲，事实上，快三十岁的吴孟，过去5年辗转在不同的大厂，对成家有了向往。

而在他的老家，一个安徽小县城，相亲——尤其是家里安排的相亲——就是价值匹配的过程。吴孟和相亲对象在见面时很快就谈到了工作和经济情况。吴孟得知，对方是一个小学老师，年龄26岁，每个月到手工资三千多，名下早有了家里配好的一辆车和两居的房子，生活很自在。

当吴孟介绍自己年薪60万的时候，对方立刻追问：“是包含股票和年终奖吗？”这把他打得措手不及。吴孟报的是税前年薪，其中包含年终奖的四薪。得知他每个月到手工资只有3万多元的时候，在北京也没有房产，还在租房住的时候，对方脸上明显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吴孟知道，就算自己想要继续发展，对方大概率也是不会看上他的。自己家境一般，对于求稳成为风尚的老家来说，吴孟的薪水尚未高到能抗住失业的风险，手里又没有任何固定资产，“不算有钱却没闲”，吴孟在老家的相亲市场并不受欢迎。

林晓今年即将跨过30岁的坎，在腾讯做运营工作的她。虽然每个月到手也能有4万元以上，她每个月的房贷车贷加起来将近3万块，一个人生活没问题，但攒钱的速度也并不快。

而随着大厂裁员新闻几乎在抖音、快手每天都能刷到，父母的焦虑在这几年指数上升，林晓也感受到了来自相亲市场的冲击。

当她第一次收到媒人发来的相亲对象资料的时候，还是崩溃了。

那是一个38岁的离异男性，有一个10岁的儿子。那张照片也很刺激林晓：巨大的啤酒肚将红色的毛衣撑得圆滚滚，发际线后撤得很厉害。她抬头看了看镜子里体脂率保持在20%的自己，鼻子酸了。

高强度996的工作让林晓被质疑是否能兼顾家庭，而“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失业，则让林晓成了相亲市场的最底端。

她给妈妈打去电话，本来是想控诉一下媒人，却受了一番批评。“你以为你21呢”“有车有房还养不了你吗”“你到底想要啥”“不要天天看偶像剧”“公司再大又不是你的”……一番唇枪舌剑，林晓没有赢，挂掉电话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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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张霖、吴孟们都认为放在几年前不会发生。

支撑起大厂黄金单身汉这场泡沫美梦的，是大厂业绩的连年攀高，打工人毕业进大厂、几年内就能年入百万的造富神话，结婚找大厂人，曾经是相亲市场流行的叙事。

这一点赵羽希深有感触。她是所谓的“江浙沪独生女”，父母做珠宝生意，家境殷实，且年龄小，即将满25周岁。父母让她不用着急结婚，倒是她自己有早早以结婚为目的物色男嘉宾的想法，父母婚姻美满，组建家庭也成了她的愿望。

在上海一家小的电商公司工作的她，自己主动相亲，有时候朋友也会帮她介绍那些“市面上不流通的”男士。

有一次赵羽希和朋友介绍的大厂中层见面，对方“就是想找一个家境稳定的独生女，能和他内外配合组建一个家庭”。而开列出的条件也的确不错，35岁左右，年薪据说有150万。只是那天由于对方工作忙，赵羽希在餐厅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聊了半个小时之后，对方语速很快，除了解释自己今天一共有多少个会议，正在进行的项目遇到了什么样的卡点之外，也质疑了赵羽希“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观点以及她刚刚月薪过万的收入。

图源：AI制作

“年薪百万的大厂中层，都是有人排着队约见面的。”

赵羽希的困惑和不适，葛莉可以解答。

同样作为江浙沪独生女，葛莉看重的是大厂中层高学历背景带来的知识涵养，还有百万年薪保证小家庭的生活水平。

大厂的疯狂增长让这些大厂中层往往比同龄人更快拿到年薪百万，年纪轻轻就能在北京、上海拿下学区房。“同样的30岁，在体制内工作的刚拿到北京户口，在大厂工作的已经有机会跳到P7，北京的房子稳定还贷了。”在葛莉看来，这些大厂人们往往聪明且努力，只是也有些傲慢。

在葛莉和大厂人相亲的近两年，只相亲27岁以下女生的大有人在，开口就需要女方婚后辞职在家全心带娃的也不在少数，“卡颜值、卡身材、卡家境”，百万年薪让这些大厂人们手机里躺满了等待约会的相亲对象，也让他们多了挑剔的底气。

吴孟还记得自己此生的第一次相亲，那是在2019年，他刚从一家小公司跳槽到百度。毕竟那会儿刚过25岁，吴孟想过脱单，压根没想过要相亲。

春节回家，父母让他去见一个“老同事家的孩子”，说是有工作上的事情要和他请教。吴孟没有多想，毕竟进入百度之后，他的父母特别自豪，逢人就说这件事。

结果坐在饭桌上，吴孟才发觉这是场安排好的相亲。女孩子来自体制内，刚刚参加工作，做办公室文员，家里条件不错，已经给她准备好了婚房。

当听到吴孟的年薪有40万的时候，她的表情相当夸张，充满了羡慕和崇拜。

“当时觉得挺没劲的，我这分明是白菜价，而且和她其他方面也没聊到一块去。”吴孟只是走了个过场，甚至回去还和父母表明了未来五年不会相亲的态度。

现在想来，吴孟也有点后悔没有趁“好时候”早早把婚事解决了。如今，他自嘲是“大厂凤凰男”：家境一般，收入和同行相比也很一般，没什么成就，有车没房，年薪不到百万，这时候再进入婚恋市场就宛如“地狱模式”。

但是他也不认为只有自己在“地狱模式”里，那些“卷生卷死”积蓄丰厚的，或者是早早爬上中层位置的大厂人，也会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他们的择偶标准一定是比我更高的，在那个标准里对方的挑剔也会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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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相亲市场发生。

葛莉去年年底告诉婚恋中介，她今年不准备再见在大厂工作的相亲对象，特别避雷程序员。

只因她有一位嫁给某大厂程序员的朋友，去年聚餐时，发现对方因为工作压力“头发掉的不成样子，人也浮肿了一圈”，体检状况更是不佳。葛莉判断大厂工作早已是高危职业，大厂增长本身陷入迟缓，高P们也上升无望，有随时可能被“广进”走人，大厂工作早已不适合作为相亲的加分项了。

葛莉转向央企或外企的小领导。对她而言，央企工作尽管年纪轻轻就“局里局气”，但贵在稳定，收入也不低，外企工作则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都是相比大厂人更好的选择。

吴孟在去年春节和那名小学老师相亲过之后，家里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一年之内你自己要是找不上对象，就全听我们的。他目前最困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春节，该怎么和家人争取更多时间。

他也“复盘”了一下，自己过去的十个月一共见了十个相亲对象，其中两个让他特别不快：“一上来就和我聊裁员，不晦气吗？”但还有两个有发展的可能性，只是一个老是戏谑他的“大厂味”，另一个因为他太忙太远而退缩。“这样看下来，继续尝试还是有希望的。”

图源：AI制作

进展相对顺利，吴孟觉得是因为自己找对的“赛道”：他坚决地绕开大厂“同行”，因为自认“大厂凤凰男”，他判断在大厂里找会是事倍功半的效果。

大厂人找大厂人，似乎的确是一个路子。根据《中国妇女》杂志援引互联网人群婚恋社交平台“小对象”的调查问卷结果，互联网大厂员工单身比例高达85%。近几年，也有极具针对性的平台出现。如社交媒体上广告颇多的“二狗”，深入人心的一个标签正是“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

吴孟和林晓觉得，周围单身同事的比例可能没有到85%那么高，但也不会低。林晓组里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已婚的，三个是“玩咖”，其余的好像从来没提及过婚恋一类的事情。

但大厂人和大厂人的搭配似乎又不如想象中那样多。

林晓曾经有过两任“职场恋人”，都是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其他部门的同事。“确实会更有共同语言啊，但是也会侵蚀平常的生活嘛，下班也跟上班似的。”林晓还记得和大厂对象会不自觉地聊到工作，吐槽也好，复盘也罢。除此之外，林晓还会因为对象年终业绩评级比自己高而难受很久——虽然不是一个部门，但她对男友的工作很了解，并不觉得自己差了一个层级。

于是她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也和吴孟一样，比较坚决地“Pass”掉找大厂“同行”的可能。

新的一年，她准备自己在深圳相亲试试，毕竟自己不会给自己找38岁离异带娃还啤酒肚的男嘉宾。但是成功与否，她并不是特别在意，主要还是为了稀释父母的焦虑，一旦成功还可以作为一种反击。

就算不成功，林晓也不会再接受父母塞给自己的相亲对象：“找不到就不结，我本来也不稀罕在相亲里被当菜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