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跌破0.6，上海直面老龄化危机

对有2487万常住人口的上海来说，它不仅仅是我国整体社会未来发展的缩影，它更是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先锋试验田。

老有所养这个问题，在今天来看正变得愈发严峻。

2023年上海市人口数据出炉后，“上海的生育率比韩国都要低”就登上了热搜。之所以拿上海和韩国做比较，是因为去年韩国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一，仅仅只有0.72。

而上海，我国的金融中心、一线城市，去年总和生育率仅仅只有0.6，不仅远低于1.0的全国平均线，甚至还低于生育率倒数第一的韩国。

0.6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什么？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够维持人口世代更替；如果低于1.5，则有可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此时如果再想提高生育率将困难重重。

难度有多高呢？纵观全球发达国家，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没有一个国家走出来过。

上海0.6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当地每名育龄妇女仅生育0.6个孩子，还不到平均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

如果，按照上海0.6的总和生育率计算，在不考虑人口流入的情况下，那么仅仅只需要五代人，这个国际大都市，两千多万人口的一线城市，总人口将降到10万人。

这就是生育率低下的可怕之处。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生育率下降看起来只会缓慢影响人口下降，但由于我国的老龄化已经普遍，人口的下降速度将会远超我们的一般性预测，哪怕是两千多万常住人口的上海，也仅仅只需要五代人，人口便可降至10万。

作为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生育率反而全国最低，这听上去匪夷所思，但细究之下，经济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密切相关的。

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生育率通常越高。

上海统计局在2022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41.8%的上海市民不打算生育，主要原因是“对现状满意”。换言之，影响上海市民生育的最大原因就是“生孩子会改变现状”。

为什么生孩子会改变现状呢？

人均收入越高的地方，竞争越激烈，此时养育孩子的教育成本自然也就越高，28.5%的上海市民认为“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是选择不生的另一大原因。

上海总和生育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育儿成本高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根据育娲人口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我国平均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的成本在50万左右，而上海则是全国抚养成本最高的城市，在上海要想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所需成本在百万。

但这还仅仅只是抚养到18岁的成本，考虑到后续的教育、车、房成本，一个普通上海家庭养育一个孩子，至少需要花费几百万。

育儿代价高昂，是上海人选择不生的根本原因。

分区域来看，上海16个区域中，生育率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其中的房价也对生育率起着决定性作用。

被视为上海市区的黄埔、徐汇、静安、长宁、普陀和虹口的生育率全部跌破0.5，其中黄埔和静安的生育率低至0.42，而生育率最高的区域，则是位于“上海郊区”的嘉定、青浦和松江。

市区房价更高更贵，这也导致住在市区的人因为房价压力，更不愿意生育。

以市中心的黄埔、徐汇和静安为例，尽管我国楼市低迷，但这些核心区域房价依然坚挺，去年上海这三区平均房价仍在每平方米13万元以上，按照全国平均收入线来看，不少人不吃不喝努力一年，都买不起当地一平米的房子。

除了房价之外，个人对未来的预期也决定着人们是否生育。

从过往数据来看，过去七年时间里上海生育率持续下降，但有两年降幅特别明显，分别是2020年和2023年，2020年的新冠病毒毫无疑问是影响当年生育的黑天鹅事件，而2023年生育率跳水，也有可能是受到2022年上海封控影响。

一个城市要想提高生育率，还得靠年轻人，但长达两个月的封控，不仅令当时的上海经济和社会全面停摆，更加剧了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数据也能够反映这一点。

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五年来首次下降，也对隔年生育率造成了巨大冲击；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加剧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生育率低下，不仅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生育率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该城市对“女性”的包容。

数据显示，上海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已经从2017年的29.81岁增至去年的31.66岁；平均初育你那里也从2017年的31.16岁增至32.56岁。

这意味着，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哪怕一位女性年过三十没有婚育，依然不太会受到周遭环境的歧视或影响。

在上海你是正常人，但要是回到老家，你可能就是别人眼中的“怪胎”。

开放和包容，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在生育方面。

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尽管生育率走低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人们如今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甚至可以选择不生，但随之而来的少子化加剧、养老压力加大等社会问题也困扰着许多发达国家，也是上海正在面对的挑战。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城市的未来缩影，身为超级大都市的上海至少还可以靠吸引外地人口维持增长，但我国那些数量更庞大的三四线城市，则将直面人口空心化。

上海是我国人口危机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恰恰也是我国经济最好的城市之一。

这意味着，上海有更强力的财政收入去保障退休群体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待遇；但另一方面，对其他城市来说，他们的养老压力也将不可避免加大。

以农村养老金为例，上海农村养老金每月数千元，位于全国之首；诸如四川等省份的养老金每月仅有一百多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海有钱有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对人口造成虹吸效应，辐射范围可以覆盖全国；但即便如此，考虑到我国整体陷入的人口负增长之下，未来更多地方将直面养老压力。

根据社科院的估计，预计未来十年全国将有3亿人面临退休，而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也将于2035年耗尽，也就是差不多十年之后。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届时的景象，更多的退休的群体嗷嗷待哺，但社保养老基金又全部耗尽，数亿人的养老金从何处而来？

转移支付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但转移支付本身所面临的争议和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再加上事业单位退休群体和城镇职工退休群体两者之间的养老金差额一倍，也让退休养老问题的公平性面临严峻考验。

去年，我国总人口减少了200万之多，这是前一年的数倍，未来我国人口减少也将迈入“高增长时代”，每年减少的总人口已经相当于一座三四线城市。

养老负担最终将会均匀地分摊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哪怕是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也不会例外。

根据有关机构的预测，2019年我国养老保险是2.65个人养活1个人，到了2050年，将变成1.03个人养活1个人。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高达6099元，这比许多上班族一月的薪资还要高，老年抚养比如果达到1个人养活1个人，将对企业和员工造成非常沉重的养老负担。

即便是企业退休职工，月均养老金也达到了3148元，在我国上班族收入依然偏低的当下，养老金的不断增长，甚至隐隐有超过在职员工收入的可能。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去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公务员约700万，参公人员约1300万，事业编制约3100万，临时工约4000万，合计超过8000万，另外还有退休人员3000万左右。

8000万在职员工，加上3000万退休人员，这个数字就是1.1亿人，而我国的总人口也只有14亿人，这1.1亿人的薪资，就是14亿人的成本。

房价、育儿成本的高低，都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哪怕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在开始刺激人们生育。

上海本周大幅放宽楼市，进一步满足家庭购房刚需；下个月还将把“取卵术”等12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这一系列利好措施都可能推动上海生育率升高，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不仅仅是上海，放眼全国来看，一个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已经很难提高生育率。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