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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ost今日发表评论文章，题为：为何加拿大在医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还要故意限制医生人数，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
文章称，本周，联邦新民主党领袖驵勉态试图召集众议院就加拿大医疗私有化问题举行紧急辩论，但是没有成功。当安省省长福特的政府推出一项计划，将更多的手术和医疗程序外包给私营诊所时，驵勉诚警告说，这只会蚕食公共系统。 驵勉诚说：“医疗机构已经严重人手不足，私营构将挖走医生和护士。” 作者Tristin Hopper表示，在这一点上，驵勉诚可能是对的。但他可能不同意这种补救措施。 文章指出，加拿大人越来越赞成通过私营医疗选择，来缓解日益恶化的医疗等待时间危机，但是，除非加拿大也能打破对医疗供应的繁重控制，否则这不会有多大作用。 与此同时，各路政客都在谴责加国日益恶化的医生短缺问题，并指责归咎于政府的政策。 加拿大对每年进入医学院的学生人数实行自上而下的限制。各省在批准外国文凭方面也出了名的顽固，以避免庞大的医疗预算。 在解放这一体系之前，任何政府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签订的合同，都将只是从人为少量的诊所和医生中抽取资源。 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是唯一完全禁止《加拿大卫生法》下涵盖的服务提供私人健康保险的国家。 加拿大人可以购买保险来支付紧急牙科手术，但如果他们得了癌症，就只能排队或者去美国的医院支付现金。 西方多数国家没有这样做。从日本到比利时再到英国，两级体系都是常态。 在澳大利亚，准妈妈可以在一家普通的公立医院免费分娩。或者，如果她有一个很好的健康保险计划，她可以选择在私立医院接受优质的分娩护理。在加拿大，只有公立医院是合法的。 文章称，由于对私立健康保险的广泛限制，政府要为公共医疗服务买单，为此加拿大对医生认证或诊所特别严格。 这种做法最明显的效果是，加拿大对全国17所医学院的入学人数实行配额制度。RBC最近的一项分析称，配额制度是一个“瓶颈”，“将学生每年的入学名额限制在不到3000个。” 每年，省级卫生部门都会计算出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生数量，然后根据这个数字来确定医学院的录取情况。 例如，2018年，魁北克省政府在确定医科学生毕业“太多”后，削减了医学院的招生人数。 基本上没有其他职业是这样操作的。各省并不真正关心学校每年培养多少律师或汽车修理工，因为他们找工作不是政府的事。 但是肿瘤学家只能指望通过政府找到工作，这就促使政府只在负担得起的范围内培训现有的医生。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公布的一份详细“配额分配”，说明了该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2020学年，该校只被允许培训8名心脏病学家、4名内分泌学家和一名临床药剂师。该学院还不得不减少家庭医生的毕业人数，“家庭医学”领域的分配比前一年少了一个。 正是由于这些配额，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在2011年准确地预测，加拿大的医生短缺将呈指数级恶化。 学会的报告写道：“考虑到培训一名新医生所需的时间，即使政府立即取消对在加拿大接受培训的医生数量的限制，未来十年内都不会产生影响。” 在阻止医生短缺演变成更严重的灾难方面，引进外国培训的医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即便如此，加拿大自上而下控制医疗供应的文化，也极大地限制了外国医生的招聘。 加拿大对外国医生的认证要求异常繁重，导致有超过1.3万名海外接受过培训的医生无法从事医生工作。 与此同时，住院医师的配额也吓跑了海外接受过医疗培训的加拿大人。 大西洋桥梁计划(Atlantic Bridge Program)首席执行官Peter Nealon最近在《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上写道:“长期以来，人们传递的信息一直是，如果你是一名海外毕业生，几乎不可能获得住院医生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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