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40岁的卢杨2025年在国外借助精子库生下女儿。她出生在国内一线城市,留学归来,理科硕士,做过初中物理教辅编辑,后来从事国际学科教培。从30岁到40岁,她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全都没有结果。 卢杨第一次向母亲提起去国外做辅助生殖时,母亲说“你有病?怎么可能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六年后她再提,母亲有些震动,但没多说,等于默许。之后她又花了一年多奔波,才迎来一个有着白皙皮肤、栗色头发、棕色瞳孔的混血女儿。 报道提到,我国每年通过辅助生殖诞生的婴儿超过30万,占全国新生儿总量的3%至3.5%(2023年数据)。《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法律权利,但依据国家卫健委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国内正规医疗机构禁止为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吉林省的地方性条例曾规定,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生育一个子女,但受国家层面规范限制,实践中无法落地。 近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建议赋予符合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权利,或试点放开单身女性冻卵;反对者则担心伦理挑战、人为制造缺失一方家长的家庭结构,以及单身养育的经济和照料压力。 北京家圆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副院长廖希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跨国助孕有三类风险:促排卵、取卵属于有创操作,存在卵巢过度刺激、感染、出血等风险,境外机构水平良莠不齐;出现医疗纠纷时,跨国维权成本极高;境外冻卵后续的保管、跨国调用、亲子关系认定等,也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 在自述中,卢杨说,首诊评估认为她的成功率不高,她还是决定一试,独自前往B国。抵达第三天,她突然昏迷,昏睡了17个小时,大概率是病毒感染。她最后得到两个过筛的囊胚,第一次移植失败,两个月后第二次移植成功。入境时,她如实向海关人员说明情况,对方告诉她,他认识的年纪最大的产妇是44岁。 孕期和生产都很顺利,但卢杨产后不到一个月就得了非哺乳期乳腺炎,先后住院做了两次手术,术后大剂量服用激素和消炎药,落下“三高”、耳石症、手脚关节疼痛等后遗症。她说,这场病带来的伤害比生孩子本身大得多,孩子只吃到21天母乳。 卢杨说,单身生育要独自承担更高的风险,比如孩子得重病、需要亲缘亲属捐献骨髓时,单身生育家庭会更难,所以她生产时留存了脐带血。她的父亲在女儿出生三个月后病故,母亲帮忙带孩子,一年瘦了20斤,孩子随姥姥姓。 她打算将来如实告诉女儿,不编造“爸爸去世了”之类的说法。卢杨说,跨国辅助生殖风险很大,金钱、身体和养育压力都要独自承担,但对她来说,“这条路再难,也好过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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