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天，Brent Colman当时在埃德蒙顿市政府担任一名初级分析员。在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出台后，他被安排停薪留职（furlough）。和成千上万名加拿大人一样，他随后申请了加拿大紧急救助金（CERB）。
他说，自己领了几个月的补助后，在当年秋天重返工作岗位。但多年之后，他才发现，加拿大税务局（CRA）认定他完全不符合领取条件，并要求他退还当时拿到的12,000加元。 “最让人难受的是，不只是这12,000加元，”他在上个月接受CTV News采访时说，“他们还在你还完钱之后，把这笔钱当成额外收入来算，然后倒算利息和逾期付款的罚款。”“所以算下来，他们现在要我还23,000加元，原因竟然是他们看不懂自己的雇佣记录（ROE）。” 自2023年以来，CRA一直在联系大量加拿大人，试图追回数十亿加元的疫情紧急补助款。税务局称，这些钱发放给了一些并不符合条件的人。 CTV News在征集读者反馈、询问是否有人被要求退还CERB 时，收到了几十条回应，其中很多人表示，自己正和 CRA 陷入长期纠纷。Colman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认为自己完全符合CERB的领取资格，目前正准备在联邦税务法院对CRA的决定提出挑战。 “彻底的噩梦” 当时，前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领导的联邦政府宣布CERB时，领取资格主要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2019年或申请前12个月内，税前收入至少达到5,000加元； 二是因为新冠疫情，工作时间被削减或完全停工。 此外，申请CERB的人，在每一个申领月份内的收入不得超过1,000加元。“就资格来说，我的情况是突然被完全停工，而且在前一年……CRA手上有我年收入80,000加元的报税记录，”Colman说。 Colman还补充说，当时他是在工会的建议下申请CERB的。他所在的工会是Civic Service Union 52，该工会代表被停薪留职的成员，与市政府谈成了一项协议。 他说，这项协议在谈判时，已经把大家每个月预计从CERB拿到的钱算进去了。 工会主席Bryce Jowett在给CTV News的一封邮件中证实了这项协议。他说：“如果有工作可做，市政府会让部分员工减少工时继续上班，但会限制每名员工的最高工时，确保他们的月收入不超过1,000加元，从而保持CERB的领取资格。” “在CERB存在期间，他们和我们达成了一致，设定了这些灵活的工时上限。”很 多联系CTV News的读者也表示，当年他们同样是在雇主、官员或其他人的建议下申请CERB的，即便当时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自己是否符合条件。而联邦政府当时也表示，优先考虑尽快把钱发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但这些后来被告知不符合条件、需要退钱的读者表示，想要联系CRA、为自己申辩，过程异常艰难。 “真的太折磨人了，”Colman说，“有一次我打电话进去，被转接了9个不同的部门，等我终于转到最后一个时，已经下班了。”“一个人会跟你说，‘我帮不了你，但我觉得那个人可以’，然后你又得再等一个小时，接着再被转走，就这么一直来回兜圈子，试图找到一个真正能帮你的人。”Colman表示，这个持续了好几年的过程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彻底的噩梦”。 而现在，CRA已经关闭了他的案子，让他只能走上法庭这条路。CTV News就类似Colman这样的案例联系了CRA 寻求回应，但在截稿前，未收到税务局的回复。 “财务上的毁灭性打击” 虽然大多数联系CTV News的读者表示，自己正在对CRA的追缴通知提出异议，但也有一部分人支持CRA追讨资金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些钱本来就属于加拿大纳税人。也有人指出，当初CERB推出时，联邦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事后会进行合规审查，以确保当时能尽快把钱发给急需帮助的人。 但对于像Colman这样认为自己被CRA“后端执法”误伤的人来说，税务局要求他们偿还的金额，在经济上根本难以承受。 “我和伴侣一直没敢买房，就是因为如果这笔钱真的砸下来，那影响会非常大，”Colman说，“这件事已经拖住了我四五年的退税和福利，包括碳税返还。” “我一辈子都在公共部门工作，这种挫败感真的很强烈。你一直替政府说话，告诉别人‘没事，系统是运作的’，结果现在却被这样一片财务灾难的阴影笼罩着……而这一切，竟然只是因为一个这么荒唐的错误。” 律师事务所提供协助随着像Colman这样的加拿大人持续对CRA的还款决定提出异议，全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开始提供针对这类案件的专项法律支持，其中一些甚至是义务（pro bono）服务。 专注于商业法律的Osler律师事务所在其官网上表示，许多被CRA事后认定不符合疫情补助资格的人，在经济上根本无力偿还这些款项；而且，CRA的判断本身经常是错误的。 该事务所的一名诉讼律师指出，这些案件中的很多当事人，都是低收入群体，背景多元，包括残障人士、老年人以及新移民——而这些群体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 事务所还表示，这些人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来聘请有效的法律代表，同时也很难理解与CRA纠纷相关的复杂行政和司法程序。 “作为一个一辈子都在市政体系里当公务员的人，”Colman说，“如果连我都觉得这么难搞，我真的无法想象，那些不熟悉这些系统的人，现在心里得有多绝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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