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台独少女的歌手黄安 究竟有什么来头？

台湾艺人黄安赴国台办举报台独少女 盘点黄安曾经的反台独经历

别人可能怎么也没想到，黄安，一个台湾歌手，怎么就在10月8日跑到北京来告状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黄安已经准备了7天7夜。从国庆前一天起，这位53岁台湾艺人的命运，就跟一个24岁台湾少女紧紧绑在了一起。

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没有任何爱恨情仇，有的只是截然对立的政治理念。那名少女叫钟屿晨，本名钟承芳，跟很多年轻人一样，既爱刷刷社交媒体，也热衷与参加街头政治。而这两件事也说明，她根本就不是一个懂得闷声发大财的人。于是，由她而起的一场闹剧拉开帷幕。

“求台独小伙伴，可以跟我一起去厦门赚爆‘支那’人的钱！但愿那家跟我合作的厦门国企不会来看我的facebook：D”

这么实诚的人还真是难得……整个天涯台版都沸腾了，各种爆料相继而来：什么曾去公交车站喷油漆泄愤啦，曾被警方逮捕啦，他爸是卖药的，跟大陆有生意往来啦……

很好，钟屿晨，你这么干，已经成功引起了黄安的注意。你知道黄安是谁吗？

说黄安之前，还有一人不可不提，那就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李敖。李敖对“台独”那可是恨之入骨，战绩斐然：他曾骂陈水扁是流氓，骂台独是狗屁，骂蒋中正是鸡巴……

碰巧，黄安人称“艺人中的李敖”，自称“台独克星”。吕秀莲2014年忽悠说要仿效苏格兰发起所谓“台湾永久中立国公投”，立马就被黄安喷了回去：“苏格兰公投要英国政府同意，你台湾公投，经过北京方面同意了吗？这么干，简直就是关起门来‘手淫公投’”……依稀之间，李敖附体。

当不谙世事的钟小妹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黄大哥，自然是落了下风。9月30日，黄安就在微博要求“@厦门打黑在线”举报了钟屿晨，“台独小鬼们，想好好干就别来大陆，要听李登辉的话，去南亚捞钱。”整个一个假期，当别人正在国庆七天乐的时候，他一个迁居到大陆的台湾人，就在一个劲儿写举报信，准备了7天7夜的材料，就待在10月8日上班第一天，给钟屿晨来一记杀招。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北京国台办的门口，黄安高举招牌：“我是反台独，不是反台湾。”这样的标语，也恰巧反映了黄安的人生轨迹。

要论对台湾的爱，黄安绝不输给民进党和台独分子，早在光绪16年，他的祖上就已经在台湾定居；要论他对大陆的感情，也绝非他人可以企及。20多年前，全中国都在唱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600万张专辑的销量也成为黄安事业的转折点。此前，黄安出道加盟的台湾公司破产，妻子又被烫伤破相，就连拍摄的影视剧也无法如期上映，家庭事业连遭打击。2000年，黄安干脆趁热打铁，一心一意前往大陆发展，就连大陆的身份证都在2001年办好了。他主持大陆的电视节目，就包括当时创下了央视收视最高纪录的品牌栏目《开心辞典》。

他甚至说过，自己死后，要把骨灰一半葬在北京八宝山，一半葬在台湾金宝山。

黄安爱台湾，深知统一才是正途，“台独”不过是一条死路。于是，台湾政界和娱乐圈，都对他不怎么待见。

他知道在台湾，“坏人太嚣张，好人太沉默。”恨他的，骂他数典忘祖，是“叛徒台奸”，可他不介意：“我的祖先来自福建泉州，我哪有数典忘祖？”他还称，他对台湾的每一声不满都是因为爱，“善良淳朴的台湾人，被民进党那些政客骗得团团转，让我感到气愤。”

爱他的，却也只能谨小慎微，不敢作声。黄安也理解：“经历了那么多，我才可以看淡很多束缚，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如果我现在还是小鲜肉，我大概也不敢讲，顶多说句‘祝福祖国’，所以我不怪那些不敢说话的港台艺人。”

如果你非要问，黄安一个艺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就明确地告诉你，“为了自己的信仰。”

1962年出生的黄安成长于一个国民党官员家庭。那时的台湾正在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当“复兴委员会”的会长。从黄安这届小学生开始，台湾不允许在学校说方言，必须说国语，规定要用小楷写日记等。“解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台湾当时的口号。小时候的黄安和那时的两岸民众都知道，不论谁主沉浮，大家都同属一块土地，两岸终归是要统一的。

可黄安在台湾住着住着，不知不觉感觉台湾好像不是中国的了，这种变化让他很气愤：“都是陈水扁那帮人闹的，他们改了教科书，现在的年轻人读的都是‘台独’教材，是喝民进党奶水长大的一代。”而在灵魂深处，黄安就鄙视所谓的“台独一代”：“他们根本没有那个种！”

“太阳花学运”的“女神”刘乔安，让黄安对台湾的年轻一代失望透顶：“她一边说‘民主是不能交易的’，但另一边为了钱出卖自己。”

日本AV女星波多野结衣代言台湾公交卡，又让黄安对台湾的媚日风气哭笑不得：“看来台湾正常的名人都死光了。”

大陆9·3阅兵更是加深了黄安的这种判断，“台独”根本不能成事：“‘台独’只是一小撮人在自娱自乐，真要搞‘台独’、闹革命，那可是‘千万万人头落地’的事，台湾人没那个种。这次北京阅兵，走过阅兵台的是精选的几百分之一的解放军，再看看那些向连战抗议的所谓台联青年军，就是四个人，两只条幅，一台行李车。所以我认为，‘台独’不要在台湾讲，在自己家客厅讲‘我们要独立’，没用的，只要对岸不让你‘独立’，你就不能‘独立’。”

别人可以糊涂，可黄安不会糊涂；别人可以窝囊，可黄安不可以窝囊；“台独”让台湾逐渐被边缘化，可黄安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他要批评，要践行，要让台湾的年轻人真正地醒过来！

可台湾的年轻人，或是演艺圈，却一直在铁屋子里半睡半醒。一边靠着大陆市场赚钱，一边却又为“台独”做事的人，这些年来络绎不绝。

普通的有五月天或是林宥嘉。台湾学生反服贸，他们跟着说：“起来！”

文艺的有张悬。台湾学生反服贸，她淡然地说：“若‘执政者’毫无自审，我们就一起承受……”

二X的有陈升。台湾学生反服贸，他就一遍有一遍地说：“我把中国市场封杀了”、“陆客真的不要再来了”、“我反服贸”、“等你们上厕所会关门的时候，我再跟你谈统一”……

喏，正是这些“钟屿晨们”的存在，才让黄安对台湾的现状愈发失望。他知道“统一才有明天，台独是自寻死路”，他苦口婆心劝说台湾年轻人多来大陆施展自己的才华，可他依然无法阻止台湾演艺界的沉沦。

于是，这位台湾艺人终于站了出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站在国台办门口的黄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文/ 观察者网 朱康琪）

沈河西：除了新鸳鸯蝴蝶梦，黄安在台湾还有一段摇滚抗争史

如果不是黄安赴国台办举报“台独”企业的新闻，他似乎已经快被遗忘了。台湾人或许早已将他遗忘，他多年来都在大陆居住，事业重心也在大陆。而对于大陆人来说，曾经以一首《新鸳鸯蝴蝶梦》唱遍大江南北的翩翩公子早已经变成“大嘴”黄安。其实对于有的两岸观众来说，黄安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有一种过气明星特有的不合时宜。《谁搞垮了娱乐圈》、《谁搞垮了婚姻》一度把娱乐圈搅得不得安宁，也为他赢得了与邓建国、宋祖德齐名的娱乐圈三“大嘴”的恶名。

与多数安全自然无公害的台湾娱乐明星相比，黄安的确是个异数。作为台湾娱乐明星中少数亮出政治立场的统派，黄安此次赴国台办举报“台独”，既会被很多人看作铁肩担道义，也会被很多台湾民众和部分大陆民众理解成政治谄媚或投机作秀。但正如卡夫卡所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他说了，而是他写了什么。那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不妨也从他的音乐开始，看看他在音乐中唱了什么。

在90后看来，黄安已经几乎是一个故纸堆里的人物了。在认识他的部分观众看来，他为人记起的只是《新鸳鸯蝴蝶梦》、《样样红》等被封为“新古典主义中国风”的歌曲。但或许世人早已经遗忘，他也鲜少提及的是，黄安最初是以一个摇滚歌手的形象踏入乐坛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可以被归类为抗议歌手。

今天台湾校园民谣也已经被祭上神坛，从民谣三十开到民谣四十，关于民谣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成为了一些大陆文青的文艺圣经，但在校园民谣传唱大街小巷时，还是学生的黄安已经开始对其千篇一律、陈词滥调产生不满，他甚至写了一首题为《革命》的歌曲。

“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歌曲太型式化？放着正事不做却去洒落一路杜鹃花！(《洒落一路杜鹃花》是当时极为走红的校园民歌，演唱者是以《小泥鳅》成名的包美圣)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歌曲太美化？唱来唱去不就是爱情你、我、他。歌曲的未来该讲什么话？我不知道；但一定不是哗啦啦！整天雨在下（这是刘文正《雨中即景》中的第一句歌词）。时隔多年，这种音乐批判在哈狗帮那里获得了更粗野的形式（《韩流来袭》直接开骂偶像歌手整天爱来爱去，不过已成禁歌，这里就打住不提）。

在校园民歌已经日暮途穷，耗尽其政治批判潜能，沦为小清新式无病呻吟之时，黄安在1989年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一切从头》，摇滚元素十足。封面上，春风少年黄安一身黑背心，挎着吉他，对着镜头做出呐喊的表情，俨然摇滚青年。

在《童话》里，27岁的黄安唱出了当时台湾流行音乐中少见的对于人类文明的忧虑，非常鲜明地把自己打造成抗议歌手的形象。

到如今人类发明核子武器/来毁灭自己/老虎是强权/天使爱真理/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真理

黄安作为一个抗议歌手的形象显然受到罗大佑的影响。在罗大佑巨大的“影响”之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年少气盛的新歌手立志与罗大佑一较高低，譬如当时的郑智化、黄舒骏等，他们都是当时极具批判色彩的歌手。黄安早年的摇滚形象也直接来自罗大佑的影响。譬如这首《世界变了样》：

这世界变了样/不再皎洁月亮。在这里，我们在一起，看天上的小星星，渐远渐远

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中批判现代都市文明入侵的的模仿。这种以南部小镇青年的视角书写的作品既见诸于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见诸于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这是在台湾经济腾飞的80年代北上寻梦的小镇青年共同的情感结构，而89年的黄安既是这一波浪潮的产物，也是它的余韵。

黄安摆脱了校园民歌中常见的田园牧歌式的故乡情结，在《一切从头》里，“牧童早不存在”，“炊烟缓缓升起”，但这炊烟也不是邓丽君唱《又见炊烟》的那一缕炊烟，“那是工厂排放废气”。当他扯着嗓子唱到“当列车缓缓开进了这个北上月台，它将带我到那遍地黄金的城市，毕业以后一切都要再从头”，黄安完全凭借某种叛逆少年的本能拒绝某种离乡背井的小镇青年的忧伤，这种渴望一切从头的呐喊虽不能称得上春风得意马蹄疾，但也听不出一点“明媚的忧伤”。

除了自传式的小镇青年的梦想宣言，黄安的视角更往下深入到社会下层。相比于罗大佑出生在医生世家，黄安的经历让他与台湾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更多真切的体验。他在《谁搞垮了娱乐圈》一书中有过自传式的记述：我家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破产，从此家里人必须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生死自己了。却也让我有机会接触了中下阶层的工作与生活，这点履历我还常引以为傲呢！

他把早年为生活所迫做花车琴师的经历写进了《花车皇后》中:

她说总算有那么一天/邻居都认识我/昨日少女保守/今日花车皇后/我像一把烈火/可以燃烧整个街头。

尽管黄安最早期的歌曲带着浓重的罗大佑痕迹，甚至是某种较粗劣的模仿。但相比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罗大佑，黄安显然有更多下层的生活经验，而且在呈现下层主体的经验之时，黄安并没有台式苦情歌的色彩，相反，他不带悲情地、富于幽默地呈现不卑不亢地草木人生。在黄半仙、黄大嘴之前，黄安的绰号是“台湾工人皇帝”。

不幸的是，《一切从头》销量不佳，黄安自嘲是因为他长得太好看。他离开天际唱片，后来的故事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写出《新鸳鸯蝴蝶梦》的黄安。

时至今日，《一切从头》似乎能照见黄安日后的轨迹。那个被台湾演艺界边缘化、时作惊人之语的黄安，或许是那个叛逆少年的延续。即便入了佛门之后，黄安的反骨依然。听完《一切从头》，黄安的形象或许才更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