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目标转向海外猎狐

虽然刚刚公布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反腐败着墨不多，且连同随后进行的中纪委四次全会也并没有谈及周案，但是在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部分，也就是海外反腐方面透露出了足够的风声。结合此前公安部着手进行的“海外猎狐”计划，以及王岐山牵头的中纪委联合八部门合兵一处展开的系列大动作，中国在海外开辟的“第二战场”之打虎、猎狐行动风声正紧，且依形势判断将大有可为。

众所周知，中共在国内的反腐大动作早已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最大亮点之一，中纪委也因为站在反腐第一线获得了“年度优秀员工”的美誉。据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起，截至2014年7月已有5万人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截至四中之前已有18万党员干部受处分，5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更是拿下了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高层人物。相比于“第一战场”的硕果累累，“第二战场”究竟战绩如何，且将会如何，目前尚难推测。但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级别之高则同样触目惊心。

首先是数量之多。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2014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其次是分布之广。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身在澳大利亚。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多为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另据加拿大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显示，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给外逃贪官留下了钻空子的余地。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迫于无奈或为了隐蔽，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猎狐2014”涉及的国家就包括柬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此前还有在加蓬、肯尼亚、塔希提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外逃贪官的消息。

最后是级别高。据统计，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且多为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比较著名的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溯及过往，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官方正式使用“策划携款潜逃”词汇，最早是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曾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