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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都在这一周聚焦多伦多，为了这个全人类致命的威胁――爱滋病――献计献策时，渥太华撇下人道主义原则，在政治上斤斤计较，这令所有加拿大人倍感尴尬。
对于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第16届国际爱滋病大会，哈珀总理不仅缺席会议，他的政府还取消公布原定的一项拨款计划。最后，哈珀还表示在大会闭幕前暗示，政府会等到大会代表都离开之后才会宣布一项人们期盼以久的爱滋病拨款，此举似乎更加凸显了他对此次会议的不屑。
哈珀给出的解释是这次国际爱滋病会议已经太过“政治化”，因此，渥太华不想在这种时机下宣布增加防治爱滋病的拨款。
这完全是哈珀对本次会议性质的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判断，也是他在抗拒外界批评上的一种可耻的推托。最终， 24,000名代表昨日离开多伦多，他们脑海中仍然存留着加拿大政府毫不重视爱滋病的观念。
这个形象侮辱了每一个关心如何防止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的加拿大人。哈珀认为会议变得“政治化”的托辞是荒谬可笑的。从爱滋病会议创办初期开始，它就一直相当于一个政治论坛，其政治性远远超过其他医学会议。那是它的一个独特性，同时也是其权威性的来源。在前几年，爱滋病患者的抗议促进了投资的增加和研究人员的关注。过去，一些抗爱滋的激进分子曾经将人血洒在制药厂的售货厅上。但这种过激行为的确取得效果。他们让世人注意到艾滋病，同时让科技促成了爱滋防治的效果。
抗议和政治化的传统是这个会议的特色。这也难免给政府及其官员带来一些尴尬的突发事件。就像前总理Brian Mulroney在1989年于蒙特利尔召开的会议上致辞时，曾招来席间阵阵虚声。
鉴于他的不幸遭遇，前总理Jean Chrétien没有参加1996年在温哥华召开的爱滋病会议。同样，哈珀也特意视察加拿大北部省份，而回避了这次会议。此举完全不可原谅。
毫无疑问，增加防治爱滋病拨款势在必行。很显然，虽然加拿大在对抗爱滋病的战斗中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但它还可以在一些方面，在国内和海外做得更好：
这个国家必须增加拨款，至少再拿出6000万元，按照其全球份额资助一个专门对抗爱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计划。
仅仅去年一年新增的艾滋病感染者就超过400万人。因此，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去研究如何防止爱滋病的传播，尤其是研究一种能够隔绝病毒传播的杀菌剂以及一种防治此病的疫苗。
加拿大曾经计划向非洲供应更多的低价抗爱滋病药物，但是后来由于烦琐的手续和公司的周璇使得计划搁浅。两年过去了加拿大仍未付诸行动。联邦卫生部长Tony Clement已经承诺立即对那些没有效率的步骤重新审查。但是由于爱滋病每天夺走8000人的生命，所以需要立刻进行改革，而不能只停留在研究上。
设立在温哥华市区的安全注射地点一直为吸毒者提供干净的注射器，并且对吸毒过量者进行治疗，这是切断病毒传播的一个有效方法。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哈珀政府至今仍未决定安全注射点在9月12日到期后是否继续运作。
联合国艾滋病特使Stephen Lewis昨天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一个感人的演讲，他说关闭安全注射点“显然是违背情理的，相反，在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国家需要更多这样的设施。”
即使哈珀做到了以上所有要求，但他还是会让那些抗击爱滋的弱势群体失望。那是因为这个会议不仅仅只是与政客和专业人士，或名人和科学家有关。
这个集会积极鼓励了那些爱滋病毒携带者，那些在条件简陋的非洲村庄里面对各种里奇困难而勤奋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以及那些亲眼目睹这种病毒可怕之处、或者遭受爱滋折磨但仍不懈努力的社区领导。
哈珀原本有一个机会可以和这些人团结一致对抗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却缺乏勇气，害怕听见嘘声、担心受到批判，最终找了个政治借口回避了此事。令人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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