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渔五年，长江变样了？

发布时间: 2026-1-1 09:41| 查看: 1593| 评论: 1|来自: 中国新闻周刊

把地笼网（一种捕鱼网具）两端网口扎紧，一端绑在水中木桩或浮漂上，另一端连接重物抛入水中，是水生生物监测人员每天都要重复的工作。

从2025年9月中旬开始，一艘挂着“安徽省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横幅的小船，每天会定时出现在长江马鞍山段水域。“我们会对长江安徽段的水、鱼类、底栖生物、浮游植物等进行采样，掌握这一江段水生生物资源动态，评估禁渔效果。”现场监测人员说。

禁渔五年，长江变样了？

长江安徽马鞍山段

此前，因较为粗放的发展模式，长江水质持续恶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数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生态环境作出“诊断”。

严峻的形势下，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实行为期10年的禁渔。

同年，农业农村部印发《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2021—2025年）》，要求到2025年，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效，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得到有效修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量有所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水平稳步提高。

10年禁渔至半，长江里的水生生物恢复情况如何？下半程还应怎么做？

鱼类资源显著恢复

长江湖北黄冈段的江面上，两圈涟漪扩散开来，一头江豚伸出头的同时，一条20厘米长的鱼从其嘴边划过。周旋几圈后，江豚抬头张嘴将鱼一口咬住。

2025年9月，无人机记录下这段江豚“吃早餐”的全过程。而在禁渔前，这一幕几乎不可能出现。

上图：安徽马鞍山市，渔政执法队的船长例行驾船巡江。摄影/本刊记者邱启媛

中图：2023年5月11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监测人员在湖北武汉汉南区江段进行底栖动物样品采集。

下图：2023年5月15日，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实验室，监测人员对采集到的底栖动物样品进行鉴定。

2023年，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前一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其种群数量为1249头。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有完整统计数据以来，长江江豚种群数量首次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江豚的生存状况能够直接反映鱼类数量和种群数量的变化，是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显示器”。

长江里的鱼，数量确实多了。马鞍山市位于长江中下游。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长江马鞍山段鱼类规模、资源密度分别是禁渔前的1.5倍和2倍，长江刀鱼种群数量恢复至禁渔前的4倍。2023年，长江马鞍山段共发现江豚37群次，共计86头。

“刀鱼以浮游生物为食，其数量的增加，体现了长江浮游生物的恢复，而刀鱼作为食物链的一环，又是江豚的食物来源之一。”马鞍山市渔政执法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崔圣夏说。

2025年5月1日，湖北宜昌市长江葛洲坝，江豚在水中嬉戏觅食。

此外，鱼的种类也在增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焕章指出，过去，捕捞压力导致鱼类“小型化”问题严重：同一物种内只剩小鱼；整个鱼类群落中，小型鱼种占据主导。

情况已有变化。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陈业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23年11月至今，长江武汉段开展了4次水生生物资源监测。2023年监测期间采集到的鱼类种类数为35种，2024年和2025年均采集到48种。禁捕前，鳤、长颌鲚等种类极少在武汉江段出现，但近年来，其在渔获物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

两个城市鱼类资源的恢复，是整个长江的缩影。2025年7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多部门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4年）》（以下简称《公报》）显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态势总体向好，2024年，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比2023年上升9.5％。在物种多样性上，2021至2024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种类数比禁渔前（2017—2020年）增加36种。

上图：2023年4月25日，来自长江天鹅洲故道的4头迁地保护长江江豚，被分批顺利放归进入长江干流新螺段和石首江段。

下图：江西瑞昌市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内的鳤鱼。本版图/新华视觉中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克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禁渔前，渔业捕捞和江豚捕食会争夺有限的鱼类资源，且两者的活动区域重合，经常发生江豚被渔具误伤的情况。禁渔后，江豚获得食物更容易，活动空间更大，也更容易被公众看见了。

“人们都说，长江生态环境好不好，江豚说了算。现在大家都会认可，长江生态环境确实在变好。”王克雄说。

禁渔如何“道高一尺”？

走过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基地的廊桥，“长江禁捕，利国利民”几个红字映入眼帘，这里是渔政执法人员日常办公的地方。

“我们目前配备了86个高清光电、8个小目标雷达、2台夜视仪和8架无人机，执法人员采取7×24小时值班制，一旦发现违法线索，马上开船出动。”马鞍山市渔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秦家乐表示。

在趸船边，经常能看到黑色的大鱼在岸边缓慢游动，甚至跳出水面，这个场景在过去并不常见。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炜说，实施全面禁捕前，由于过度捕捞，经济鱼类资源量急剧下降，鱼越捕越少、越捕越小，渔民们的收入越来越微薄。

2022年11月23日，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公安部门联合渔政部门在辖区内进行水上巡查。图/新华

自2003年开始，马鞍山市在每年4月到6月都会实行区域性禁渔，但远远达不到渔业资源的恢复效果。必须全面禁渔了。2019年5月，马鞍山市相较长江禁渔提前一年半，实行禁捕退捕。

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德军全程参与了禁渔初期的执法工作，他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渔民几代人都以捕鱼为生，有些人不在船上感受水面的晃动，就睡不着觉，所以刚开始，渔民们还是有抵触情绪的。”

2023年5月12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监测人员在湖北赤壁市江段进行底栖动物样品采集。图/新华

夏德军说，本市的渔船被拆解后，有的渔民到其他地市买来旧渔船，把船藏在码头下面，深夜偷捕。“码头很矮，执法船进不去，我们只能脱掉衣服下水，把船一条条往外拖。”

为解决退捕渔民安置问题，马鞍山出台了《马鞍山市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策实施细则》等文件，明确转产渔民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补贴标准，确保其上岸后有房住、有工作、有学上、有社保。2019年，全市10757名渔民全部上岸。

夏德军说，在政策支持及渔政执法的配合下，到2020年下半年，非法捕捞的势头基本被打下去了。2020年至2025年8月，马鞍山市共查办涉渔案件1544件，清理“三无”船舶162艘、非法网具1676张。

2024年，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有关长江禁渔的发布会披露，禁渔3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机关月均查办涉渔行政案件1600多起、刑事案件500多起，对非法捕捞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不过，秦家乐等执法人员发现，随着非法捕捞活动的基本遏制，违规垂钓成为禁渔后期的主要矛盾，且违规垂钓者构成复杂，目的不同，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在违规垂钓者有无人船、水下可视鱼竿等科技设备，且多数案件发生在深夜、集中在野外环境复杂的水域，取证和查处难度很大。”秦家乐说。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汉。“锚鱼和违规垂钓的违法成本很低，钓具价值往往不足百元，相应的执法成本却较高。”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邓煦说，武汉市正借助AI神经网络的视频分析算法，对违规垂钓等进行自动识别、预警和取证。“以锚鱼的动作为例，目前AI识别率能达到90％以上，系统将视频推送给渔政指挥中心，执法人员再进行判断，同时固定了证据。”

改变“九龙治水”

“对于一块黑臭水体，你在这儿投100条鱼，它们也活不下去。所以鱼类等水生生物的恢复，并非仅靠禁止捕捞，而是靠一体化政策。”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军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多年来，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是受拦河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岸坡硬化、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所致。“如今长江鱼类和水生生物的恢复，是多部门、多政策系统化治理的成果。”徐军说。

2024年4月7日下午，湖北宜昌市，人们在长江岸边观看江豚在江中嬉戏。图/视觉中国

此前，长江保护深陷“九龙治水”的困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树义曾表示，水污染治理领域有“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说法。“水的问题很复杂，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那时出了问题各部门之间配合不够，甚至还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

如今，情况有了转变。

薛家洼地处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是沿江生态区、港区、马钢工业区的交汇点，也是渔民捕捞、散乱污企业、非法码头、畜禽养殖的聚集地。在各种生态问题的交织下，鱼类根本没有生存的环境。生长在长江边的秦家乐说，小时候，吃到嘴里有焦油味的鱼，一定是长江里的鱼。

在此情况下，马鞍山市各部门形成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统筹的治理思路：生态环境部门对污染物进行源头管控，推动水环境质量改善；水利部门强化岸线修复与水资源保障；农业农村部门主抓长江“十年禁渔”，恢复水生动物多样性。

2024年3月28日，湖北宜昌市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20余万尾子二代中华鲟放归长江。图/中新

“排污管控和岸线治理是源头措施，切断了进入长江的‘毒源’，为水生生物的恢复创造了生存条件。而水生生物的回归，则是检验长江治理的终极标志，也能巩固治理成果，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马鞍山市副市长左年文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从“九龙分治”到“九龙联治”，各部门的协作机制显得格外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长江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这几年，徐军发现，长江大保护已经成为各部门共同的目标。“除了自身的工作、本部门的管理内容，大家对其他部门的管理内容也非常清楚，协调时也有沟通机制。”

江西九江市湖口县，长江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中心淡水鱼类展示馆内展示的鲟鱼、胭脂鱼、金吉罗、射水鱼等百余种鱼类。图/新华

下半程任务仍然艰巨

在徐军看来，近些年水生生物恢复取得的成就显示，长江的韧性还在。“人类的破坏没有使长江丧失生态系统的全部要素，一旦人为造成的压力缓解，她可以自我修复。”

不过，《公报》提到，长江天然水域的鱼类资源和多样性仍在缓慢恢复阶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仍然处于“较差”等级。相关专家在解读时也表示，“鱼多了”仅是局部水域的特定现象，不能代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已全面恢复。目前，如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濒危旗舰物种保护恢复速度缓慢，还有99种历史上曾经分布的鱼类没有被监测到。

刘焕章提到，应进一步盘清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家底。

农业农村部曾部署“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2017—2021）”，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的鱼类种类组成及分布、鱼类资源量、濒危鱼类、长江江豚、渔业生态环境等7个专题开展系统调查。

“但这仍是整个长江的概貌。”刘焕章说，“鱼类种群的恢复受种群被破坏程度、物种生活史和气候变化等多因素影响。未来水生生物的本底调查应针对某个水域、某个物种，了解其生活史，捕捞量是多少、增殖放流量是多少，这样才能有效管理。”

刘焕章认为，即便10年期满，禁渔的政策也应长期延续下去。鱼类资源虽然有了恢复，但是，“如果放开捕捞，珍稀物种的恢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