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n

耶酥是人吗？
不是，
西方人都称他为圣人，
可是这圣人又怎么会被别人钉死的呢？
按他自己的说话是为赎世人的罪。

那么，
他又是向谁赎的呢？
大家都会说，
圣人只有向神才能赎罪！
你也一定会我这样说是对的。

可是，
你想一下，
钉死他，这圣人的人，又是谁呢？
是入侵的罗马人，
那么，难道，
罗马人就是神的民族，
就能代表上帝吗？

哈哈哈，
所以，
这妄言的所谓“神”的理论和“神”的学说
除了沾污了神本身以及他自己以外，
留下来的就是背叛，
对自己所属民族——犹太民族的背叛，
正是这基督教，
才把犹太送上了贪焚和邪恶的十字架，
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
绞索就这样制作成了，
从此以后，
犹太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受到歧视，
打击和迫害，
真到，
那个被自己人出卖的人复活，
才把这前世的仇报了，
可是，
他自己也只能采取自杀，
除了自杀，
他别无选择，
想一想，
这人是谁？

哈哈，
告诉你，
他就是狮子大开口，
要作为西方世界最聪明的大脑的，
有伟大的元首之称的，
曾经是那么的不可一世的——希特勒。

当我告诉你这其中的秘密
和关联时，
你，请，千万别吃惊。


可是，
进化不彻底的，
大脑相对于中国人要简单多的，
偏执地一条路走到黑的西洋人就是信这样的一种妄言，
不管是什么地方人的，
他们总是喜欢把犹太人的东西搬来，
把这一个给人带来恐惧，
不安，
痛苦，
内疚，
仇恨的犹太人的十字架搬到自己的家里，
压在自己的背上，
就象是现在，
他们把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十字架
生化武器，
核武器，
大量地贮藏在自己的家中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
管理这些东西的人，
背叛了，
不听话了，
那么，
整个的国家，
整个的人类就会遭泱，
这就是西方人，
他们的大脑，
他们的思想，
对于，中国人也许永远只能感叹，
这洋鬼子为什么这么的笨。

这样的一种宗教，
这样的一种理论和智慧，
他们，
曾经是深信不疑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哈哈哈 妄言，
诡辩，
偏执，
你真的无法与西洋鬼子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
除非，
他在内心怕了你，
或者说是你手中的武器与他的武器，两者差不多，
否则，
与它天生的小人加女人的一样的内心，
你与他谈判，理论绝对没门！！！

Ican

忘了说，是zt哟.

maisonneuve

　　2003年9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一边听着演讲《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一边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他动情地说：“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时刻心里装着一双草鞋，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九百多万元的身家，这笔财富是他升任宣传部长之前，贪污受贿得来的。

　　当他说完这些话以后，张部长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转身和他的哥们一起登上飞机，带着数以亿计的公款，去澳门赌博去了。

　　——这就是张部长留给我们的一幅图景。

　　面对这样一幅图景，你让百姓怎么想？怎能不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过去总以为宣传部门是个“清水衙门”，现在发现，“清水衙门”里也有大贪官。张部长不但挥霍了人民创造的财富，而且挥霍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诚信。而后者所造成的损失，比前者更加难以弥补。这种人居然能够混进宣传部门，执掌“喉舌”，则更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喉舌”的不信任感：你丫说的那些美丽动听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

　　老百姓不相信你说的话了，尽管你说的话本身并没有错，但从你的嘴里出来，就成了假话，骗人的鬼话。执政党和政府的诚信，就这样一点点被贪官们腐蚀掉了。

　　解决之道在哪里？我们的“喉舌”，有什么办法来挽回这种诚信的损失？俺以为，仅靠加倍的宣传或禁止宣传，是无济于事的。

　　俺一向认为，不管是官还是民，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好人，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人少之又少。第二种，普通人，如果有制度监督着制约着，就做不成坏事，看上去就是好人；如果没有监督制约，可能就会做坏事。这种人是大多数。第三种，坏人，不管有什么样的制度来监督制约，他都会想方设法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种人也是极少数。

　　张宗海是哪种人？俺还是愿意把他划为第二种。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第二种人。他们起初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也是怀着抱国为民之心的。但是，在缺乏监督制约的体制下，他们就变成了今天的张宗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果没有健全的透明的监督体制做保证，就会在实践中逐渐走样，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会失去百姓的信任。

　　领导们，向百姓透明一点吧，让百姓和舆论监督你们盯着你们吧，这是挽救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变成今日张宗海的唯一可行之道。

　　救救领导……

Ican

这同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关系？！

maisonneuve

www.chengmingmag.com(香港争鸣）
體制內異見重新崛起
前不久，大陸著名記者盧躍剛公開致信共青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挑戰中共管制媒體及其官員的霸道。盧躍剛在陳述自己寫公開信的理由時說：趙勇的講話表現出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小官僚的權力蠻橫，「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他教訓「中青人」要時刻牢記誰是《中國青年報》（以下簡稱「中青報」）的老闆，他恐嚇「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他無知於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新聞人的理想主義。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北大新聞系教授焦國標公開發表批判中宣部的長篇檄文，青年幹部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教授公開致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為「南都案」鳴不平。由此，也不能不讓人想起作為中共黨員和軍醫的蔣彥永先生，他在SARS危機期間和六四問題上的講真話，已經被大陸民間視為良知英雄。想起老黨員李銳先生在中共十六大期間曾公開提出政治改革和平反六四的建議；更想起了已故李慎之先生的開拓性作為，他作為體制內的部級離休官員，於一九九九年發表了引起巨大反響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標誌著六四後沉默了十年的體制內異見的重新崛起。自慎之先生發聲以來，體制內的異見聲音就再未間斷過。進入二○○四年，民間維權運動的一種令人欣慰的進展，就是體制內的著名知識人接連向中共的言論管制發出挑戰，且有越來越大膽尖銳之勢。

[size=+1]公開信透露的體制內信息
在此文中，我不想用更多的筆墨讚美盧躍剛的良知勇氣和專業素養，因為公開信本身比任何其他讚美都有力量。我更想談論該公開信所顯示出的極為豐富的體制內信息：從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開始，中青報的從業者們如何自發地以實際行動參與新聞體制改革，比較深地介入了八九運動，而團中央幾代書記處又如何盡量保護出格言論，以便把來自更高層的問罪對青年報造成的傷害降至最低。這說明了中共體制並非鐵板一塊，官員們也並非全都如趙勇那般蠻橫無知，而是早已開始了內部分化，體制內的健康力量也決不可小視。

該信透露的信息與我的八九記憶基本吻合。

在八九運動期間，團中央系統及其中青報基本站在支持學生的一邊：一，五月四日，北京新聞界曾有過一次要求新聞自由的著名大遊行，公開打出「不要逼我們造謠」的橫幅，並與學生的五四大遊行隊伍匯合，一起向新聞出版署遞交「要求新聞自由和制定新聞法的公開信」，當時在信上簽名的新聞人高達一千一百多人，參與其中的「中青人」不在少數；二，請願過後的五月十一日，時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來到中青報，就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問題與「中青人」對話。此次對話與袁木等人同學生的對話完全不同，在知識界和學生中產生巨大的正面影響，成為八九運動期間官民良性互動的象徵性事件；三，學生絕食後，中青報又是少數幾家不斷發出來自廣場現場報道的報紙；六四屠殺後，中青報人又參與了抗議活動。可以說，八九運動期間的中青報是踐行新聞獨立的先鋒，用當時中青新聞人的話說：我們第一次體驗到做新聞的興奮和責任。

六四後，按中共的體制邏輯，中青報的所作所為，不僅是「嚴重的政治錯誤」，而且被定為「背叛黨中央、支持動亂」也不為過，必將成為媒體界被整肅的重災區。然而，即便在人人過關的大清查中，團中央高層也對中青報進行了保護，那些積極介入八九運動的中青新聞人得以繼續留在報社中，並在九十年代成為中央級新聞單位中的開明報紙。盧躍剛等「中青人」也逐漸成長為大陸的著名記者。

對此，盧躍剛在信中回憶：「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就是在六樓大會議室閣下講話的地方，前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同志代表黨中央來中國青年報就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問題與青年報人對話，而且當時無論是代表新聞界與中共中央高層對話，還是廣場現場的報道，後來被定性為『政治導向錯誤』，問題嚴不嚴重？那時的團中央領導如果想投機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萬個理由對中國青年報高層和中層幹部『落井下石』，而且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反彈。團中央沒那麼做。『六四』開槍以後，團中央一位主管書記來報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樓大會議室發表講話。我忍不住想先告訴閣下講話的效果，那次講話後，奇蹟般地消除了青年報人對團中央的某些疑慮和抵觸情緒，將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報人能在國難當頭又前途難卜的情況下，與團中央風雨同舟，和衷共濟。」

[size=+1]上級和下級默契中渡過難關
由此，我們能夠看到推動中國新聞體制改革的主要機制：首先是優秀新聞人的新聞良知和職業素質，他們對新聞自由的不懈追求和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為中國的新聞改革提供了持續的內在動力；其次是黨內開明官員的支持和保護所提供的外在動力，對新聞人的自發努力，他們在環境寬鬆時予以鼓勵和支持，而在環境險惡時給予盡可能的保護。正是兩種力量的良性互動，才成全了一種在灰色區域內擴展半吊子新聞獨立和民間立場的局面。新聞人是通過「打擦邊球」、「先斬後奏」的方式擴展言論空間，主管單位的官員以「陽奉陰違」，「重檢討而輕處罰」、「下不為例」等方式來保護下屬，上級和下級就在這樣的默契中安渡大難關。

這樣的互動也表現在八十年代的其他媒體上。比如以劉賓雁、王若水、胡績偉、欽本立、戈揚等老一代為代表的新聞業者，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努力，對言論開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開拓作用。在他們的主持下，《人民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成為領思想解放風氣之先的傳媒重鎮。他們發動並參與了關於傳媒的「黨性」和「人民性」的大討論，為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大聲疾呼，開啟了媒體角色的歷史性轉變，即由「黨的喉舌」向「人民代言人」轉變。特別是《世界經濟導報》，更是引領言論自由和政治改革之潮流的佼佼者。該報在中共十三大後，發表了一系列著名知識分子大聲呼籲政改的文章，又在一九八九年的多事之春，組織悼念胡耀邦的討論會，積極介入偉大的八九運動。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中國新聞改革的有功之臣，一是由於他們本身的內在新聞良知的覺醒，二是由於黨內高層開明派所主導的改革大勢以及對他們的具體保護。反自由化之前是胡耀邦、朱厚澤的保護，反自由化之後是趙紫陽的保護。而在六四之後，這些失去高層保護的優秀新聞人，不得不為堅守新聞良知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或至今流亡國外，或被排擠到邊緣和受到監控。遭遇最為悲壯的《世界經濟導報》，在八九運動初期即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強行查封，編輯部人員也先後受到嚴厲整肅，主編欽本立在病床上被開除黨籍並悒鬱而終，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至今流亡美國。

[size=+1]中國新聞史的迫害個案
試想，如果當年的上海高層也像團中央的高層一樣，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或者採取稍微柔和一點的處理方式，比如，不在欽本立先生的病床前宣讀整肅決定，《世界經濟導報》及其報人的命運決不會如此悲慘。然而，八九期間上海市委的作為，也已經作為新聞迫害的典型個案而載入中國新聞史。

最近，廣東高層對開明報紙《南方都市報》的嚴厲打壓，也破壞了以前的歷屆廣東高層保護開明媒體的一貫政策，而使經過多年積累才建立起民間聲譽的南方報業集團遭遇了接二連三的嚴厲整肅。特別是對《南方都市報》的整肅極為卑鄙和兇狠，已經遠遠超出了「行政整肅」的傳統範圍，而開始進行司法構陷，不但扼殺了報紙本身的開明取向、癱瘓了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阻止了媒體改革的進程，而且把有良知有能力的優秀新聞人打入黑牢，是對本來就稀缺的新聞人才的嚴重戕害，也是對民眾知情權的肆意剝奪，再次創下了地方當局打壓本地媒體和迫害人權的惡劣先例。

[size=+1]顛覆「官本位」的意識
在「喉舌」角色的束縛下，中國的嚴肅媒體如何追求新聞獨立和民間立場，如何在新聞的「人民性」和「黨性」之間、「第四權力」和「御用喉舌」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微妙而危險的平衡中，盡量淡化「喉舌」色彩而加重「獨立」、「民間」的色彩，已經成為中國新聞人的最大苦惱，也是對新聞人的良知和智慧的考驗：即在既定的外部環境下，如何把新聞做到最好。在新聞人的自發努力和開明官員的保護之間，前者提供改革動力，後者提供寬鬆環境。媒體人越是具有骨氣和智慧，越敢於巧妙地向蠻橫的言論管制說「不」，越能夠利用專業特點成為「打擦邊球」的高手，開明官員的保護就越有抵擋蠻橫力量的底氣。

盧躍剛敢於公開叫板主管部門的常務書記趙勇的深層自信，從正面說，來自他本人的新聞良知和歷史責任感，也來自報社同仁的民意支持，更來自中國必將走上新聞自由之路的大勢，甚至來自新聞人對開明官員的期待。從反面說，則來自對失道寡助的「小官僚」那種霸道面孔的蔑視。比如，公開信的遣詞造句中，透出了一種顛覆「官本位」意識和不屈從於「官本位現實」的力量，一種新聞人的內在自信和內心明亮：作為無權者，我們雖然無法阻止整肅報社、撤職甚至開除，但新聞人起碼可以向強權者發出這樣的警告——制度的蠻橫和邪惡在道義上決不能暢通無阻，官員個人的作惡也要付出長遠的名譽代價，歷史的恥辱柱上已經為所有作惡者準備好了位置。

正如盧躍剛在信中所言：「總結起來，我們無非是在大動盪時期頭腦冷靜，堅持了職業的標準和操守，堅持了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應該有的角色。當然，還有一點私心，就是不願意在歷史的進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惡劣的記錄，哪怕我們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擋箭牌下不承當任何個人的責任。其實，這不僅是個人的職業準則，也是社會道義的要求，更是對歷史後果的警惕。」

[size=+1]新聞人反對新聞管制的象徵
如果聯繫到自去年崛起的民間維權運動，盧躍剛致趙勇的公開信，就不僅僅是一個報社的一個記者對其主管官員的不滿和抨擊，而是大陸新聞人反對新聞管制和追求新聞自由的象徵，是整個民間維權運動的標誌性事件之一，再次凸現了「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

所以，即便是精於為官之道的高官們，在面對其下屬們講話時，類似趙勇這樣蠻橫而弱智的官員，也已經不多見了，所謂「不幹髒活」已經成為當下官場的潛規則之一。現在，因盧的公開信，過去在民間默默無聞的趙勇先生，真的出名了。盧信在多個民間網站上皆有極高的點擊率，多個民間網站上出現了趙勇的照片，90%以上的跟貼是對盧的支持、褒揚和對趙的反對、貶損。於是，「幹髒活」的小官僚趙勇，通過進入公共視野而被錄入中國當代新聞史的「醜聞錄」中。

作為由團中央主管的報紙的一名記者，盧躍剛與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相比，顯然是「無權者」。然而，「無權者的權力」——活在真實中的道義正當性和良知勇氣——正是民間維權的最大資源。反抗強權和捍衛自由的民間勇氣，既來自個人良知的示範，更來自個體之間的相互激勵，才能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間正氣。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質富有，而是無形的精神源泉，是踐行「天地良心」的道義力量。

[size=+1]全民齊挖體制牆角
這是正統意識形態失效的曖昧而灰色的時代，一黨天下的僵化表層之下，湧動著、沸騰著日益多元化的個人、集團、階層，他們的利益訴求，或多或少，皆與黨的核心利益不相協調；也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或直接喊出來，或隱諱說出來。官員們在私下的或單位內部等場合講話時，也大都放下官腔，起碼要在言詞上盡量顯得實在點兒、貼近民間趣味點兒。所謂「官場說鬼話，民間說人話」，已經普遍地成為中共官員的生存方式。官員們的這種兩面神面孔，與大陸百姓「公開說鬼話，私下說人話」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轉型期的一致性：一個正式規則無效而潛規則大行其道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經濟利益和價值趣味日趨多元化，中共體制的核心價值已經在人們的靈魂中腐爛，全民齊挖體制牆角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所以，即便在官府內和體制內，也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生態，比如，在中共黨內，開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始於九十年代，同為中共的黨魁，胡耀邦、趙紫陽完全不同於江澤民，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甚至新上台的胡溫與前任江朱的不同也很明顯。同樣的廣東省委，前幾屆省委書記和現任省委書記對本省的開明報刊的態度就完全不同；同樣的團中央書記，前幾任書記與現任的趙勇對中青報的態度就有很大差別。

[size=+1]民間力量不斷擴張
也就是說，轉型時期的中國，不但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分殊日益明顯，民間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更大的迴旋餘地，而且體制內的任何層次和任何單位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觀念新、能力強和勇氣大的體制內人士，不僅可以在體制外贏得民間的尊重，而且在體制內也能贏得同仁的尊重，從而通過突破體制限制來不斷開拓體制內的言論空間，來推動整個民間維權的持續擴張。而官方的打壓恰好是對被迫害者的道義成全。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更給民間話語空間的拓展如虎添翼，即便官方下達再嚴厲的禁令和投入再多的資源，也無法有效地抑制網絡民間的成長。而網絡民間的急遽發展又對非網絡媒體形成道義和效益的雙重壓力，推動著整個中國媒體的自發改革。

在此大勢所趨之下，網管對民間網站和網絡議政的睜眼閉眼，開明官員容忍幾張走在前列的報刊，保護其在夾縫中求改革的開明取向和探索精神，鼓勵優秀新聞人對言論自由和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實在是多方受益的大好事：有利於民間的知情和表達，以便緩解民怨和瞭解民意；有利於新聞輿論對權力濫用的監督和對人權迫害的輿論救濟，使媒體越來越接近於「第四權力」的境界；有利於全國的媒體改革和優秀新聞人才的造就，加速中國走向新聞自由的步伐；而這一切，也必然有利於中國及胡溫體制的良性運行和國際形象。

如果只看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頑固立場，就會對中國的前途充滿悲觀的失望，但如果還看到湧動著民間動力，就有理由對中國的自由未來抱有樂觀的希望。儘管，大陸民間力量還處於分散狀態，其擴張也離自治化組織化的獨立民間社會還有不小的距離，確實還無法積蓄起足以改變獨裁秩序的力量，也無法阻止現政權所實施的恐怖政治，然而，民間力量的不斷擴張，起碼可以增加現政權維護獨裁和進行鎮壓的成本，「按下葫蘆冒出瓢」的分散性反抗，足以使現政權感到力不從心。

[size=+1]維持獨裁統治成本越來越巨大
在社會資源越來越流向民間的私有化大勢之下，在民間的權利意識日益覺醒的時代，不斷擴張的民間維權運動此起彼伏。所以，這個連自己的官員都不再相信主旋律的政權，根本支付不起鎮壓的巨大成本，特別是對來自底層的民眾上訪、請願、遊行，以及地下基督教運動和法輪功等民間信仰的迅猛擴張，中共現政權已經無法動員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徹底剿滅，而只能在力不從心的無可奈何之中睜眼閉眼。何況，共產極權體制的整體性崩潰和中國經濟對西方市場依賴日深，也使中共的每一次大鎮壓皆要支付巨大的國際成本。這方面的大教訓，先是六四大屠殺，接著是鎮壓法輪功，自由國家的人權外交所施加的壓力，至今仍然令中共頭痛不已。

現在，中共對於異見者的迫害，既敗壞政權形象，又成全了被迫害者的道義聲譽，不斷造就新的著名異見人士，所以，支付不起大面積鎮壓和長期關押著名人士的中共，也就只能玩弄捉放遊戲。比如，中共政權想用關押蔣彥永老人來震懾說真話的民間潮流，但它就連長期關押一個蔣彥永的成本都支付不起，也就更支付不起關押更多的體制內異見者的成本了。從焦國標到盧躍剛的大膽直言就是明證；它能逮捕幾個網絡政論家、關閉網站和監控網絡言論，但它無法徹底封殺網絡上的議政和維權；它能製造臭名昭著的「南都案」，但它無法阻止民間社會對「南都案」的質疑、抗議，也無法威懾其他新聞人從此閉嘴；它能搗毀民間的多座教堂和關押眾多傳教人，但它無力搗毀民間所有教堂和逮捕所有傳教人及其信徒；它能讓法輪功在國內無聲，但它無法阻止法輪功發動的國際性維權運動；它能無數次地堵截底層上訪者，但上訪者反而越來越多……在此大勢之下，如果中共執迷不悟，固守跛足改革和一直採取鎮壓政策，民間維權運動的持續積累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就將使其難以支付以恐怖和收買來維持獨裁統治的越來越巨大的成本，最終必將因透支而破產。 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於北京家中

maisonneuve

五十年前開始的一場事關中國命運的大論爭，一九五七年後轉入地下，現在忽然間公開到全世界了。這就是由盧躍剛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和共青團中央之間發生的那場「戰爭」的意義所在。



為什麼叫做戰爭呢？因為按常規，盧躍剛的這封信不可能出現。一個上級機關的頭頭的訓話，是代表一級權威，下面只能照辦，無二話可說；更不要說公開對抗了。再說，趙勇的那次訓話，主旨就是重申團中央對《中國青年報》的絕對權威：「誰要是不聽話，隨時可以滾蛋」。而現在就站出一個盧躍剛，針鋒相對地宣告，他就不信這個邪，讓大家來評議一下誰該滾蛋吧！

[size=+1]妄圖把中國拉回斯大林時代？
最大的分歧，是這家報紙究竟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或者說，報紙究竟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從一九五七年起，無聲的辯論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並且已經由歷史做出了結論。但是趙勇拿出了一個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國青年報》回到當年團中央關於創辦這張報紙的決定上來。我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之一。一九五○年，中國向蘇聯派出了第一個青年代表團。使命是學習蘇聯的經驗，包括辦一張青年報紙的經驗。到《共青團真理報》學習時，我曾經為後來《中國青年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做翻譯。那當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聞制度。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那張報紙連同那套制度就開始改變，現在連那個黨和他的政權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團真理報》卻依然健在，還頗受歡迎，不過已經面目全非。趙勇把半世紀前的古董拿出來，除了證明他妄圖把中國拉回到斯大林時代，有什麼意義呢？何況在此期間，《中國青年報》已經兩次改變了自己！

[size=+1]《中國青年報》的兩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顯然是在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代表黨中央分管團的工作的鄧小平）的贊許之下，《中國青年報》在全國新聞界中率先來了一次大變革，面目全非。主要之點又恰好是它從此不再是「團報」了。可惜不出一年，編輯記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後，報紙又恢復了舊貌。有趣的是，時隔三十年，八十年代末，又來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內容和一九五六年幾乎一模一樣，還是擺脫「團報」的束縛：報道不再限於青年和共青團，而是以全社會為對象，可以干預同青年完全無關的問題。這時我已離開《中國青年報》，對於一九七八年復刊後的那張報紙，並不很喜歡。只是從這次改革起，我才成為它的訂戶，並四處宣傳這張報紙值得一訂，「每天都有幾篇報道我覺得必須剪下來保存」。《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一躍而至二百多萬份，還不足以證明改革的成功嗎？

但是事情怪著呢，最重視宣傳的中國共產黨，最怕的卻是自己的媒體對社會發生更大的影響！這其實就是那個黨已經變質的一個反映，因為它極力維護現狀，生怕自己的統治有所動搖，而從事新聞工作的黨員，只要不失良知，職業本身就決定他們必定推動變革。現在趙勇和盧躍剛之爭，便代表著那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

兩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卻如出一轍，最雄辯地證明了時代和現實的律令是何其強大，同時也證明報紙的本性是不可改變的。

鄧小平雖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終未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對於新聞自由還是比較寬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一九八一，一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後，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現一個新聞自由的新高峰。江澤民就不一樣了，《人民日報》現在還距文革時期的它更近而離八十年代的它更遠，其面貌成了六四後十幾年政治大倒退的縮影。《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萬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訂戶。但是江澤民畢竟還沒有要求《中國青年報》回歸到它「團報」的屬性。怎麼現在反倒更有過之呢？趙勇絕無自作主張的膽量。那意旨顯然是從上面下來的。

[size=+1]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就見出政治家膽識的高低了。盧躍剛說，現在是中共「通過民主渠道，解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鄧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經面對同樣的局面。那時他的抉擇是有限度地擴大新聞自由，不怕揭本黨的瘡疤。那也是為了給改革提供論據，壓倒黨內的保守派。當今的領導，日子按說應該比鄧小平當年好過多了，因為無論如何經濟是上去了，餓肚子的人是少了。那麼為什麼財大而不氣粗，還要把那一丁點兒新聞自由收回去呢？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穩定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是用金錢買不來的；同時也暴露了領導人缺乏膽識，不敢開拓，寧願對對付付過日子。收縮自由可以迴避眼前的風險，至於它會使未來那場爆炸殺傷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這一招，無疑是從舊武器庫裡找出來的。找出來的另一手招數，就是趙勇在《中國青年報》會議室裡說的「要加強中共永遠的執政地位，必須依靠筆桿子、槍桿子這兩杆子」了。可是趙勇此次來《中國青年報》的使命，就泄露了一個秘密：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是中共面對的一個致命的兩難局面。它需要的是聽他使喚的人，就是盧躍剛所說的那種和黨「保持高度一致」的人，聽話，「直腸子，吃啥拉啥，沒腦子，指哪兒打哪兒，見誰咬誰」。共產黨別的本事不咋樣，點金成石倒很靈。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強了，智慧、良知和敏感就減弱了。這種人只能敗事，而能夠成事的筆桿子，偏偏就是趙勇寧願他們「滾蛋」的人。

[size=+1]「給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盧躍剛這封公開信的意義，就是他首次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公開了，那就是：盧躍剛和他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裡的大多數編輯和記者，公開地表示他們和共青團中央主要領導人決裂，這是前所未有的。

盧躍剛寫到《中國青年報》人幾十年來和幾屆團中央領導都有過相對和諧的關係。發生分歧時，雙方都能以謙讓達成妥協。除非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運動，很少動用處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風險極力保護過《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和普通編輯、記者，不然，反右運動的犧牲者就不是十七個人，而很可能是三十幾位了。文革前，團中央領導人資歷、年齡都比《中國青年報》的人要高。文革後，則相反，《中國青年報》的老人兒，就比團中央領導幹部資歷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場改革，我隱約感覺到團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鑒於《中國青年報》領導幹部畢竟都是老報人，也就不加干涉了。這種情況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變了呢？不清楚。是否由於六四後報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對方更加居高臨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標誌著一個不講理的時代開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講道理，但明目張膽地以力服人，動不動就是開除或逮捕，卻是江澤民時代的新事。這一招好像很嚇人，不過也有弊病：萬一連這一招有一天也失靈了，那可怎麼辦呢？

趙勇和盧躍剛之間的戰爭，就是這樣爆發的。以強行改組，即對人員隨意調動或處分來迫使新聞出版單位就範的做法，早就成了實現「黨的領導」的唯一有效辦法了。只要是受到讀者歡迎的報刊，例如《南方周末》，或湖南的《書屋》，改組就像換一件襯衫那樣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長，這回對《中國青年報》竟然不靈了。盧躍剛鄭重指出，「細細觀察整個事態發展的過程，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次對《中國青年報》的改組，是一場窺伺已久的陰謀……閣下們給《中國青年報》人傳達的所有信息已經到位。但是，閣下們沒有收到震懾的效果，反而在中國新聞界給閣下們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size=+1]把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給團中央一次體面地改正錯誤的機會，《中國青年報》七十多位編輯、記者聯名寫給團中央書記處和周強書記一封信，卻被周強斷然拒絕了。好，現在打破歷史紀錄，一個下級單位的成員把一封嚴厲批評上級領導（涉及的範圍還要大得多）的公開信捅到互聯網上，把一個堂堂皇皇的共青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醜！

信裡寫的全都是事實，要否認，很難；默認呢，後果不堪設想。不錯，盧躍剛是位名記者，可用這種方式和黨對著幹，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麼辦呢？對他採取任何措施，都會引起整個《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反彈，還有個國際影響呢。置之不理，也不行。這個先例決不能開。

趙勇被整了一頓，聲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誰出面來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來那是黨中央的旨意：收斂一下傳媒的氣焰，加強控制，以免刺激社會風暴爆發；爆發後又難以收拾。誰出面都不合適。

這個盧躍剛也許出於無意，可是他這回給黨的領導出的難題可真夠嗆呀。現在，採取組織措施，已經是黨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這麼一折騰，假如對《中國青年報》不再追究責任，又對他本人不加懲罰，創下這個先例，今後又怎樣在中國實現黨的領導呢？ 盧躍剛的信件公佈，已經一個多月了，迄今毫無反應。既有蔣彥永醫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謹慎從事了。

maisonneuve

五十年前開始的一場事關中國命運的大論爭，一九五七年後轉入地下，現在忽然間公開到全世界了。這就是由盧躍剛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和共青團中央之間發生的那場「戰爭」的意義所在。



為什麼叫做戰爭呢？因為按常規，盧躍剛的這封信不可能出現。一個上級機關的頭頭的訓話，是代表一級權威，下面只能照辦，無二話可說；更不要說公開對抗了。再說，趙勇的那次訓話，主旨就是重申團中央對《中國青年報》的絕對權威：「誰要是不聽話，隨時可以滾蛋」。而現在就站出一個盧躍剛，針鋒相對地宣告，他就不信這個邪，讓大家來評議一下誰該滾蛋吧！

[size=+1]妄圖把中國拉回斯大林時代？
最大的分歧，是這家報紙究竟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或者說，報紙究竟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從一九五七年起，無聲的辯論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並且已經由歷史做出了結論。但是趙勇拿出了一個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國青年報》回到當年團中央關於創辦這張報紙的決定上來。我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之一。一九五○年，中國向蘇聯派出了第一個青年代表團。使命是學習蘇聯的經驗，包括辦一張青年報紙的經驗。到《共青團真理報》學習時，我曾經為後來《中國青年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做翻譯。那當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聞制度。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那張報紙連同那套制度就開始改變，現在連那個黨和他的政權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團真理報》卻依然健在，還頗受歡迎，不過已經面目全非。趙勇把半世紀前的古董拿出來，除了證明他妄圖把中國拉回到斯大林時代，有什麼意義呢？何況在此期間，《中國青年報》已經兩次改變了自己！

[size=+1]《中國青年報》的兩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顯然是在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代表黨中央分管團的工作的鄧小平）的贊許之下，《中國青年報》在全國新聞界中率先來了一次大變革，面目全非。主要之點又恰好是它從此不再是「團報」了。可惜不出一年，編輯記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後，報紙又恢復了舊貌。有趣的是，時隔三十年，八十年代末，又來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內容和一九五六年幾乎一模一樣，還是擺脫「團報」的束縛：報道不再限於青年和共青團，而是以全社會為對象，可以干預同青年完全無關的問題。這時我已離開《中國青年報》，對於一九七八年復刊後的那張報紙，並不很喜歡。只是從這次改革起，我才成為它的訂戶，並四處宣傳這張報紙值得一訂，「每天都有幾篇報道我覺得必須剪下來保存」。《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一躍而至二百多萬份，還不足以證明改革的成功嗎？

但是事情怪著呢，最重視宣傳的中國共產黨，最怕的卻是自己的媒體對社會發生更大的影響！這其實就是那個黨已經變質的一個反映，因為它極力維護現狀，生怕自己的統治有所動搖，而從事新聞工作的黨員，只要不失良知，職業本身就決定他們必定推動變革。現在趙勇和盧躍剛之爭，便代表著那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

兩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卻如出一轍，最雄辯地證明了時代和現實的律令是何其強大，同時也證明報紙的本性是不可改變的。

鄧小平雖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終未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對於新聞自由還是比較寬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一九八一，一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後，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現一個新聞自由的新高峰。江澤民就不一樣了，《人民日報》現在還距文革時期的它更近而離八十年代的它更遠，其面貌成了六四後十幾年政治大倒退的縮影。《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萬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訂戶。但是江澤民畢竟還沒有要求《中國青年報》回歸到它「團報」的屬性。怎麼現在反倒更有過之呢？趙勇絕無自作主張的膽量。那意旨顯然是從上面下來的。

[size=+1]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就見出政治家膽識的高低了。盧躍剛說，現在是中共「通過民主渠道，解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鄧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經面對同樣的局面。那時他的抉擇是有限度地擴大新聞自由，不怕揭本黨的瘡疤。那也是為了給改革提供論據，壓倒黨內的保守派。當今的領導，日子按說應該比鄧小平當年好過多了，因為無論如何經濟是上去了，餓肚子的人是少了。那麼為什麼財大而不氣粗，還要把那一丁點兒新聞自由收回去呢？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穩定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是用金錢買不來的；同時也暴露了領導人缺乏膽識，不敢開拓，寧願對對付付過日子。收縮自由可以迴避眼前的風險，至於它會使未來那場爆炸殺傷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這一招，無疑是從舊武器庫裡找出來的。找出來的另一手招數，就是趙勇在《中國青年報》會議室裡說的「要加強中共永遠的執政地位，必須依靠筆桿子、槍桿子這兩杆子」了。可是趙勇此次來《中國青年報》的使命，就泄露了一個秘密：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是中共面對的一個致命的兩難局面。它需要的是聽他使喚的人，就是盧躍剛所說的那種和黨「保持高度一致」的人，聽話，「直腸子，吃啥拉啥，沒腦子，指哪兒打哪兒，見誰咬誰」。共產黨別的本事不咋樣，點金成石倒很靈。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強了，智慧、良知和敏感就減弱了。這種人只能敗事，而能夠成事的筆桿子，偏偏就是趙勇寧願他們「滾蛋」的人。

[size=+1]「給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盧躍剛這封公開信的意義，就是他首次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公開了，那就是：盧躍剛和他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裡的大多數編輯和記者，公開地表示他們和共青團中央主要領導人決裂，這是前所未有的。

盧躍剛寫到《中國青年報》人幾十年來和幾屆團中央領導都有過相對和諧的關係。發生分歧時，雙方都能以謙讓達成妥協。除非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運動，很少動用處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風險極力保護過《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和普通編輯、記者，不然，反右運動的犧牲者就不是十七個人，而很可能是三十幾位了。文革前，團中央領導人資歷、年齡都比《中國青年報》的人要高。文革後，則相反，《中國青年報》的老人兒，就比團中央領導幹部資歷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場改革，我隱約感覺到團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鑒於《中國青年報》領導幹部畢竟都是老報人，也就不加干涉了。這種情況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變了呢？不清楚。是否由於六四後報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對方更加居高臨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標誌著一個不講理的時代開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講道理，但明目張膽地以力服人，動不動就是開除或逮捕，卻是江澤民時代的新事。這一招好像很嚇人，不過也有弊病：萬一連這一招有一天也失靈了，那可怎麼辦呢？

趙勇和盧躍剛之間的戰爭，就是這樣爆發的。以強行改組，即對人員隨意調動或處分來迫使新聞出版單位就範的做法，早就成了實現「黨的領導」的唯一有效辦法了。只要是受到讀者歡迎的報刊，例如《南方周末》，或湖南的《書屋》，改組就像換一件襯衫那樣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長，這回對《中國青年報》竟然不靈了。盧躍剛鄭重指出，「細細觀察整個事態發展的過程，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次對《中國青年報》的改組，是一場窺伺已久的陰謀……閣下們給《中國青年報》人傳達的所有信息已經到位。但是，閣下們沒有收到震懾的效果，反而在中國新聞界給閣下們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size=+1]把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給團中央一次體面地改正錯誤的機會，《中國青年報》七十多位編輯、記者聯名寫給團中央書記處和周強書記一封信，卻被周強斷然拒絕了。好，現在打破歷史紀錄，一個下級單位的成員把一封嚴厲批評上級領導（涉及的範圍還要大得多）的公開信捅到互聯網上，把一個堂堂皇皇的共青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醜！

信裡寫的全都是事實，要否認，很難；默認呢，後果不堪設想。不錯，盧躍剛是位名記者，可用這種方式和黨對著幹，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麼辦呢？對他採取任何措施，都會引起整個《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反彈，還有個國際影響呢。置之不理，也不行。這個先例決不能開。

趙勇被整了一頓，聲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誰出面來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來那是黨中央的旨意：收斂一下傳媒的氣焰，加強控制，以免刺激社會風暴爆發；爆發後又難以收拾。誰出面都不合適。

這個盧躍剛也許出於無意，可是他這回給黨的領導出的難題可真夠嗆呀。現在，採取組織措施，已經是黨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這麼一折騰，假如對《中國青年報》不再追究責任，又對他本人不加懲罰，創下這個先例，今後又怎樣在中國實現黨的領導呢？ 盧躍剛的信件公佈，已經一個多月了，迄今毫無反應。既有蔣彥永醫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謹慎從事了。

maisonneuve

举个例子：
8月2日，伊拉克islam恐怖分子袭击了几处基督教堂，造成10多人死亡，几乎每天幸灾乐祸报道袭击事件的中国大陆媒体这次却统一缄默其语。不许报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报道中国大陆人民就会认为这些恐怖分子太没有人性了，是应该被消灭的。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引导中国人民的思维。中宣部规定对外国的新闻报道只许采用新华社稿子，只要新华社不与报道，中国人民就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这样以来，就控制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大脑。

maisonneuve

今年春間，作為共青團機關報的《中國青年報》在業務工作上出了一些錯誤，中國共青團中央把一個偶發性、常規性的事件政治化，借機擴大事態，改組中國青年報高層領導班子，目的是想把中國青年報辦成一張聽喝聽令的報紙。該報編輯記者七十餘人聯名致書團中央書記處，籲請收回成命，遭斷然拒絕。團中央更於五月二十四日由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到青年報講話，極盡教訓、恐嚇之能事。該報新聞中心副主任盧躍剛忍無可忍，於六月十三日寫了《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這封一萬三千餘字的公開信於七月十四日起在海內外互聯網上迅速傳播，成為近期震動中國人的重要新聞。



我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末在人民日報工作過十五年，曾經忝為報人，並一直有幸與老中青三代卓越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多所過從，切磋探討，深受教益。如今讀了這封把中共對中國新聞事業之利用、扭曲、扼殺以至毒害的情況剖析得精辟入微的公開信，真是舊夢新愁何處著，一時都到眼前來！抑郁憤懣，感慨萬千，有幾點看法不說不快。

[size=+1]整肅媒體和報人是中共以利益為轉移的既定方針
中共之動輒將業務事件政治化，往死裡整肅新聞單位和新聞工作者，是一貫的。我簡單地說說人民日報的此類狀況。我是一九六四年到人民日報理論部，所謂「余到也晚」，未及親歷毛澤東以「漢元帝」、「死人辦報」整治總編輯鄧拓去職的歷史，但卻親歷了一九七二年毛澤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只能反右、不許反左整治王若水的所謂「一個版」、「一封信」的歷史。那場整肅來勢洶洶，並迅即升級為按張春橋所稱的要在人民日報「肅清一股力量、一股邪氣」的運動。一時間偵伺告密，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如同黑雲壓城般地在人民日報足足肆虐了兩年多。理論部和其它若干部門的眾多有良知和正義的編輯記者都被打入「邪氣」之列，連周恩來主管人民日報的權力都被削除，只差要了王若水的命了。其時徐祝慶作為文革時期來到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大學生，應是親眼見識了那種陣仗的。不想時代大踏步前進了三十年，中共在這方面卻毫無長進，如今竟輪到徐祝慶也挨了類似的整肅了。撫今追昔，能不愴然！

後來，打倒四人幫，撥亂反正，人民日報內以胡績偉為首的一大批富有良知、正義和理想的新老報人，在胡耀邦的領導和支持下，把人民日報辦成一張引領時代新思維、新方針、以至新制度的報紙。那是人民日報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然而好景不長，以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內的頑固保守勢力於八十年代初期製造了「清污運動」，迅速地將魔爪伸向人民日報，批判胡績偉的「人民性高於黨性」的新聞理論和王若水發軔鼓吹的「異化」理論、「人道主義」理論，實質上撤了胡王二人的職，千方百計要把人民日報拉回「黨的喉舌」的舊軌。此後人民日報雖然有不少堅持理想底線的報人繼續努力，但越來越形成上無胡耀邦那樣的支持背景，下無胡績偉那樣的中流砥柱的局面，只能在鄧小平忽左忽右、時放時收的夾縫中艱難地舉步了。

及至「六四」那場實質上是中共頑固保守勢力向改革開放反攻倒算的軍事政變得逞，人民日報更遭到了了空前的摧殘。中共高層對溫和的、正派的錢李仁都容不得，竟調了那個吉林省委的宣傳官僚高狄來主持報社大政。高狄一到，凡有志於改革開放的報人悉數被整，或發配邊城，或趕出報社，罷官、受處分算是輕的了；而極左的保守勢力則翻天回潮，連四人幫時代的草包總編魯瑛都被請了出來。夫復何言！夫復何言！難怪高狄九十年代初橫行於人民日報時被報社廣大群眾詛咒性地稱呼為「薩達姆」（當時正值海灣戰爭）。又難怪高狄作惡多端，混不下去，於九十年代中期調出人民日報時，當繼任者在報社會議上宣佈這一信息的剎那，眾多報人竟情不自禁地掌聲雷鳴，弄得那位繼任者慌亂不知所措，只好氣都不敢喘地匆匆讀完那份通知了事，別無任何解說。

但是人民日報畢竟被動了大手術，元氣大傷了。十餘年來，在上有江澤民、李鵬、丁關根、劉雲山，下有歷屆馴服的主持人的互動下，這張在改革開放初期譽滿全國，為廣大人民所喜愛的報紙終於成為黨所放心的喉舌和工具了。

人民日報這家黨中央機關報的歷程是如此，其他各級報紙的歷程大抵也是如此。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待新聞單位和新聞工作者的一貫的手段，甚至是一貫的方針；這也是中國報人半個多世紀以來共同的命運，迄今殺不出重圍。

[size=+1]中共不要新聞，只要宣傳
為什麼有這種方針和命運呢？

因為中國共產黨從來不要新聞，只要宣傳：甚至不許有新聞，只許有宣傳。

我的這個說法是受一位朋友的啟發而成。多維網的主持人何頻今年六月五日在哈佛燕京學社講演，談到中國大陸新聞媒體時曾說；在中國大陸，沒有新聞史，只有宣傳史。我深表贊同，不敢掠美，特此說明。我以為，用以上說法回答前述問題，可以擊中要害。

倘要新聞或允許有新聞，那麼就應任由至少是允許報人實事求是地按照「何事、何時、何處、何人、為何」等所謂五個W的新聞工作的基本常識從事報道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不可偏頗，不得隱瞞，更不許?造。但是中共從來就貶斥這樣實事求是的態度。毛澤東一九四二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早就為政治和藝術、光明和黑暗、階級性和人性、歌功頌德和揭發暴露定好調子了。一言以蔽之，毛和中共要的就是對他們的宣傳，即歌功頌德！並且只允許歌功頌德！作家和作品，媒體和報人，都必須歌功頌德。而且對媒體和報人的這種要求更加直接，更加露骨。這就是不要新聞，只要宣傳，不許有新聞，只許有宣傳。

試看，凡發生災難或事故，必首先是盡量隱瞞、封鎖、不讓報道，甚至迫害記者。實在不得不報道的，也必是災情不詳，原因不詳，死傷人數不詳，卻獨獨把那地方首長如何視察現場或如何調兵遣將去搶救善後，寫得巨細無遺。請問這究竟是新聞呢？還是宣傳呢？

又如，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中國的媒體往往把不是新聞的東西放在版面的顯著位置，甚至把舊聞硬當新聞放在顯著位置。現有實證，今年七月上中旬，中國各大國營媒體都以頭版或主要新聞時段報道了江澤民一九九一年視察瀋陽，號召部隊「掌握革命理論」之事。這樣大張旗鼓地報道一件發生在十三年前的並不特別的事，豈非是最典型的不要新聞，只要宣傳嗎？

由於不要新聞，只要宣傳，乃出現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是黨的喉舌和黨的馴服工具之說。盧躍剛的公開信說得深刻：「以宣傳為指向的新聞媒體政策，明確主張工具論和喉舌論，極端強調黨報的黨性原則，忽視並反對黨報的人民性原則，扼殺編輯記者的人性、個性，扼殺報紙的新聞屬性，鼓勵報社和編輯記者不為自己的職業行為負責任，甚至鼓勵他們投機取巧，助紂為虐，實際上是對現代社會的反動，把社會導向專制和蒙昧。」

由於不要新聞，只要宣傳，乃出現盧躍剛公開信中所說的只要馬仔，不要報人的惡習，出現公然倡導應以蠅營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所謂「現實主義」辦報，斥責不能以理想主義辦報的謬論。而那理想主義卻是立志要以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為己任，要改變黨報幾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大話、空話、假話文化」，做普世職業標準的編輯和記者。

這種好惡取捨的出現，真是出現了官僚文化乃至兵痞邏輯了。

然而，這種文化和邏輯卻是絕對地攸關中共的利益的。哪家媒體或哪位報人倘想違拗，當然嚴懲不貸。試想，五人幫的利益當然繫於護左反右，林彪左得不能再左了也必須反其「右得不能再右」，你王若水和人民日報理論版居然要反左，甚至想背靠周恩來這棵大樹來反左，當然要把你們打成一股邪氣！鄧小平雖然提倡改革開放，但鄧與之休戚與共的中共黨內的頑固保守勢力的利益當然繫於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黨的絕對領導，你胡績偉居然一再堅持人民性高於黨性，並一再鼓勵在人民日報上揭黨的短，要求「改善黨的領導」，當然要撤你的職！至於「六四」嘛，連坦克都開上了天安門廣場，連殺戒都開了，難道還在乎把你們這幫子敢在長安街上遊行高呼「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的人民日報編輯記者趕走的趕走，處分的處分！倘再心慈手軟，斬草不除根，一旦春風吹又生，豈不真要出「第四種權力」了嗎？那時黨還有退路嗎？

在中共不要新聞、只要宣傳的既定方針下，對不隨其指揮棒放歌起舞的媒體和報人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也必然成為中共的既定方針，而眾多有良知良識的報人之在劫難逃，也只能慨嘆是「命中注定」的了。

[size=+1]「兩桿子」理論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全面專政
常常有人議論：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怎麼都丟失了傳統上「士」的風骨了？共產黨無論搞什麼運動或玩什麼把戲，狂飆起處，學人也罷，報人也罷，藝人也罷，老成持重的、老謀深算的也罷，雄姿英發的、血氣方剛的也罷，到頭來都一個個束手就擒。這是什麼緣故？

這是什麼緣故麼？可以繁複地分析，也可以簡單地回答：那就是共產黨始終貫徹毛澤東的兩桿子理論。盧躍剛的公開信把中共大小官僚們所奉若神明、津津樂道的這一理論剖析得力透紙背：「兩桿子理論，說得好聽一點是政治哲學，說得貶義一些是統治術。……這套哲學的潛含邏輯是筆桿子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筆桿子後面站著槍桿子，控制輿論，輿論一律，想怎麼說就可以怎麼說，想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誰要是敢於質疑和反對，就亮出槍桿子。於是幾十年萬馬齊喑，於是『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運動不斷，……折騰別人，折騰自己，最終折騰中華民族，以致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三年困難時期』餓病交加，至少二千七百萬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醞成十年浩劫，六四悲劇，……」。我再換一句話挑明，那就是共產黨用槍桿子亦即暴力控制著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其涵義除抓你坐牢外，也包括讓你失業、餓飯，搞無端的人身攻擊讓你顏面掃地，株連你的家人，永世不得翻身，等等，等等。老實說，一般人總是願意求生存的，慷慨赴死的和從容就義的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連你的生存權都掌握在黨的手裡，你那筆桿子還能不聽黨的喝嗎？到了共產黨的統治下，「士」們還從哪裡去找傳? 峈滿u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為五斗米折腰」、乃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風骨」的基礎？

這裡我還要說一下兩桿子理論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東西的問題。

我以為，兩桿子理論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甚至就是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那是毛澤東晚年越來越堅持的東西，因而也是四人幫在實踐上將之發揮到極致，從而搞得天下大亂，國已不國的東西。其結果則連共產黨的中央文件都承認是「動亂」，是「浩劫」，是「崩潰邊緣」，毋需詞費了。

因此，對待這個理論，不是什麼革命黨時代可以用、執政黨時代不應再用的問題。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共產黨其實是越執政，越要按此理論辦事，因為她要靠此理論鞏固政權。倒是趙勇說了實話：「要保證中共永遠的執政地位，必須依靠筆桿子、槍桿子這兩桿子」。而盧躍剛的闡釋自然一針見血：二十一世紀，講什麼執政黨的「兩桿子」理論，就能解釋為，在人類社會民主化潮流浩浩蕩蕩的情形下，中共要鞏固執政地位，一靠輿論，二靠暴力。

中國共產黨未執政時，經常講些民主自由、禮遇知識分子、乃至保障民治民享和多黨聯合政府之類的所謂「承諾」。這種「承諾」當年可謂三日一小講，五日一大講，講得巧舌如簧，妙語如珠，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連篇累牘，汗牛充棟。否則笑蜀先生也編不出一本《歷史的先聲》來了。當時中共為了爭奪政權必須如此宣傳，才能爭取群眾C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相信這些「承諾」而擁護中共的。及至中共取得了政權，這些「承諾」就束之高閣，不當真了。因為它本來就只是爭取政權的手段而已。否則中共當局也不致把《歷史的先聲》（國內版）禁掉了。李慎之在為《歷史的先聲》（香港版）所寫的序《革命壓倒民主》裡把中共這種出爾反爾之舉分析得透徹之極。我們不應再被那種「革命黨、執政黨」的似是而非的所謂理論擾亂了思維。我以為，中共之所以堅持運用「兩桿子」理論，而且越執政越堅持，乃是這個黨為自己和國家所制定的制度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按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理論、以及毛澤東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理論，建立了黨外不容有黨、黨內不容有派的黨的制度，並建立了一黨專政、黨政合一、黨凌於政、高度集中、領袖獨裁的國家制度。在這? 邞漕謍蚺U，善良的人們苦口婆心地勸說共產黨執政後不要再採用「兩桿子」理論，豈非與虎謀皮！

要解決這個癥結性的問題，必須從制度入手。這就是必須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改革共產黨的制度，改革國家的制度，共產黨和國家都必需民主化，才是出路。

盧躍剛的《公開信》是為爭取新聞自由和報人尊嚴而戰，在當今仍被中共一黨專政所控制的中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它震聾發聵，開啟民智，敲打中共。它與不久前焦國標在網上發表的《討伐中宣部》一文一樣地必將以不朽的二十一世紀檄文而載入史冊！

壯哉檄文！勇哉義士！中國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

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寫於 美國新澤西州

Ican

主观臆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符合自己的意愿，哪怕造谣也在所不惜，这是不对的，请看新浪对此事的报道，请你评论一下，是否有洗脑之嫌----http://news.sina.com.cn/w/2004-08-03/08303908762.shtml

Post by maisonneuve
举个例子：
8月2日，伊拉克islam恐怖分子袭击了几处基督教堂，造成10多人死亡，几乎每天幸灾乐祸报道袭击事件的中国大陆媒体这次却统一缄默其语。不许报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报道中国大陆人民就会认为这些恐怖分子太没有人性了，是应该被消灭的。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引导中国人民的思维。中宣部规定对外国的新闻报道只许采用新华社稿子，只要新华社不与报道，中国人民就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这样以来，就控制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