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zyj2010

“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人类发展史，就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创造新制度的历史。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也为人类的制度进步作出了极其超前和辉煌的贡献。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为周边国家所效仿，甚至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偶像。
中国在隋唐就已经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打破等级界限、全国性选拔为特征的文官体系，比西方早了一千两百多年。西方最早的宪政国家英国即使完成了工业革命，出现了政党竞争和选举，但仍然采用政党分肥的方式任命举荐公务员——几乎和中国秦汉时期相近。直到1870年6月，也就是鸦片战争三十年之后，英国政府才颁布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这也被视为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从此，西方各国才以英国为榜样，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在中国演讲时说：“当我被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课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停滞期，也由于废除宰相而被认为建立了绝对专制，更由于文字狱和八股文被台湾学者柏杨认为是大黑暗时代。然而，和当时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依旧灿烂无比。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美洲》这样写道：“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2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4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享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八本还都是宗教著作。”

欧洲当时政治和经济阶层最顶端的群体尚且如此，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之落后可想而知。

1421年中国欢度春节，明政府遍邀各国使臣，但英、法、葡、神圣罗马皇帝、拜占廷皇帝等由于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是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而被排除在外。此时东西方整体文明差距之大，令人瞠目。就是明朝灭亡之后，尽管由郑成功率领的残余力量在大陆都无法立足，却依然横扫当时西方世界的海上殖民第一强国——正处于黄金时期、能够支配全球贸易的荷兰。
清朝被传统史学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衰微的末期，但康熙时期仍然被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有“法兰西思想之父”美誉的伏尔泰顶礼膜拜，称中国是最完美的政治体制。他对中国制度的文化基础儒家更是崇而敬之，称孔子为真正的哲学家：“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决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而此时，也创造了人类辉煌文明的法国才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历史高峰：路易十四时期。
不仅法国，十八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就想让瑞典成为中国一样的国家，他的老师卡尔·舍费尔为国王做了多场演讲，把中国美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努力宣扬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时的中国可谓一骑绝尘，独步天下。

中国制度文明的衰落在清末展现恶果，不仅丧失了经济上的优势，甚至国家主权的独立和统一都难以维系。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终于改变了中华民族上百年国运下滑的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不过一个甲子，期间国际环境长期恶劣，内部也屡经曲折、动荡和停滞。但仍然成功的再度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核武器和航天载人技术的军事科技大国，居长期占据的桂冠不过一步之遥，以现代化为标志的新一轮复兴也是指日可待。
中国以空前的超大人口规模、长期地高速发展被世界誉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而这个奇迹，则毫无疑问地归功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创造的全新制度文明。

一、全球视野下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过82.3%。

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的制度创新也同样表现在基层的探索上，如源自湖北广水著名的 “两票制”。所谓“两票制”，就是群众投信任票、党员投选举票产生村党支部书记。这在西方是无法想象，全球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全球化时代，制度竞争和对比已成常态。中共十八大换届之际，恰逢全球各西方主要国家的大选年，形成了不期而遇的制度对比。

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十八大之后，尽管到2013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习近平才会接任国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够立即就位，全方位展开自己特色的施政。在反腐败、注重民生、整顿党风、治军等方面雷厉风行。为此台湾《工商时报》的社论称：“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立即以惊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彻底与贪腐、官场逢迎的文化画清界线，在经济上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他上任才刚满一个月，各项改革措施就像连珠炮般不断出炉，而且政策的力度几近革命”。

原因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主要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也就是西方常说的所谓蜜月期。这实质上就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熟悉情况的忍耐期罢了。

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奉非基督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 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台湾、韩国）、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假如在中国，一位没有任何基层行政经验的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否胜任？

此外，中国还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美国是近两个月，韩国是近三个月，台湾甚至长达四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 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比如德国2005年第十六届联邦议会选举，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组成默克尔新一届内阁。比利时在大选后长达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最新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尽管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选举两个月之后，才勉强组成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而这些不同派别的政界人士此前还在互相指责、甚至互相漫骂。更令欧盟担心的是，丑闻不断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则是这个政府幕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地利《信使报》认为：新总理恩里科·莱塔将成为政府的稻草人。因为谁也不相信贝卢斯科尼会不在联合政府中“垂帘听政”。文章最后感叹道：可悲的意大利！

这两个阶段可合称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可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原因之二，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纵观人类历史，衡量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人才。而在同一制度下，人才直接决定着制度表现的好坏。比如克林顿时代，就可以把美国国力推上前所未有高峰，而小布什八年就可以把美国拖向低谷。

2、政治保持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铁道部不复存在。铁道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被视为最为庞大的利益集团，2003年和2008年也曾试图对之进行拆分，但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难”。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铁道部最终仍然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而走进历史。

无独有偶，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美国的老大难问题“控枪”。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内26人死亡。奥巴马于是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就在参议院投票前两周，奥巴马不仅亲自带领数名康州校园枪击案遇难儿童家长来华盛顿，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他还做了重大的妥协：禁止攻击性枪支与大容量弹夹销售就从他的控枪方案中消失了。还需要一提的是，自从这次校园悲剧之后，98天内又有2243人做了枪下冤魂。

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尽管桑迪胡可小学惨案发生后，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四处奔走推动控枪法案立法进程，他们言辞恳切：“记住，这不仅仅是政治。”。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据英国《卫报》调查报道，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中，只有三个人没有收枪击协会的钱。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国会选举又快要到了。当年克林顿利用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的优势，曾通过一个控枪法案，结果中期选举，全美持枪协会帮助共和党逆转胜。前车之鉴！哪个议员不心寒。

中国成功把铁道部纳入改革轨道，美国却再走麦城。根本原因就在于，和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除了奥巴马再遇滑铁卢，近期的例子还有意大利前总理蒙蒂。他是二战后唯一不是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他的政党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结果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直到形成全面危机，纸里包不住火为止。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对选民的讨好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宣布近期随地扔垃圾、烟头、狗屎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就要罚35欧元。新的处罚改为2014年垃圾桶配备烟灰缸后执行。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儿戏，成不了“挡箭牌”。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取消铁道部、电信一再拆分。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http://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13_11_28_188853_2.shtml

frankzyj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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