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抢红包时，抢的到底是什么？(图)

由于空气质量等原因，今年，许多城市，甚至以往比较宽松的五六线城市，都厉行了最严厉的禁止鞭炮烟花的措施，但这并不表明，今年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硝烟就比往年少。

来自支付宝、银联卡、360、百度，以及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电商平台的一大波红包，也包括席卷微信群和朋友圈的骗子和黑客红包，正在城市上空，燃起汹汹的烟。

网络红包，作为“互联网加民俗”的一个重要产品，自马年乘着马上有钱的春风降临人间后，在羊年春晚上更是出尽了风头，如今迎来了第三个年头。曾有人预言，这可能会以互联网时代的新民俗，成为一种新常态。

猴年来临之前，各大互联网平台，都以此为噱头，展开了强大的商战。从最初的一枝独秀，到第二年的三国杀，到今年，则是百花争艳。各个平台，根据各自需要争取的用户的特征，推出了各种机关算尽的红包玩法，将互联网红包，从最初的潮男潮女们的小众玩法，向更宽广的领域推进。

继去年一二线城市玩得不亦乐乎之后，今年的红包主力军，将是四五六线城市的非潮男潮女，甚至老人和小孩。这将进一步推进包括互联网支付升级，成为网络商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甚至喷发期。早在2014年，微信就因为发红包而绑定银行卡的数字，就达3亿多个，这是很多互联网支付平台拼尽全力苦心经营多年才达到的业绩。

而今年，各种新的平台和新的玩法，将使这个数字，翻滚数倍。一个小小的电子红包，将中国的互联网的支付方式，以中国的方式，推向一个新高度。

就我目光所及范围内，连许多一向不敢绑银行卡的老人，和没有银行卡的孩子，都因为这一新风俗，在年前绑定或新开了银行卡。大家已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个新民俗，并身体力行地要将它进行到底。

红包不仅拉近了不同年龄人的距离，同时也拉平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无论是一二线大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通过支付宝口令红包和咻一咻(咻商家、咻卡券、咻电视)，用户和商家就能建立链接，这使得此前仅仅将城市作为主要市场的电商和互联网营销平台，数倍级地向乡村这片广袤的区域延伸；使更多的人，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信息经济时代的便利和福利，并投身其中，成为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小的红包，更像是一剂互联网经济的催化剂和发酵剂。

但我们在看到它的正面意义的时候，不可忽视地需要看清，作为一种商业手段，“买的没有卖的精”的特色依旧存在。一些互联网平台和商家在利用红包作为营销工具时，表现出的各种不厚道，让人忍不住牙痒。

比如不少社交APP推出的玩游戏抢红包，用户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完成了稀奇古怪的任务，却没有得到红包；还有不少商家，让用户辛苦抢来的红包，打开却是十辈子都用不上的代金券；还有一些商家，雷声大雨点小，几乎把红包钱都用来打了广告，让用户戳烂手机抢来的不过只是此空洞的吆喝；还有一些商家，在社交平台发的伪红包，与骗子们为了骗用户的钱而发的木马红包，只差半步之遥了。因此，在饱经欺骗和失望之余，有网友喊出口号：凡不用现金发红包的，都是耍流氓。

当然，针对庞大的用户基数，再大的红包，都会显得微小。但好在人们除了和商家与机构抢之外，家人，同事，朋友，同学等各种层级的交际圈，都越来越认同这种交接与沟通的形式和方法，并各自玩出越来越多的新花样。这为互联网时代的春节，增添了不少的亮色和热闹度。

2016年，红包带动商业模式的升级，并带动互联网特色向更广更深的维度迈进。这种由中国民俗与现代科技融合的中国式的商业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说它是中国人为互联网文化的馈赠，当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