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是否有权自己决定何时和如何离世

在80岁时自杀身亡的约翰.阿兰.李的一生可以用“不寻常”来形容。

丰富的人生

他幼年时被父母遗弃，在50年代与玛丽结婚，婚后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但约翰.阿兰.李却选择了离婚，因为他发现自己是同性恋。

离婚后的约翰.阿兰.李投身工人运动，是加拿大工会运动中的活跃人物。

随后约翰.阿兰.李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旅程，走向学术研究，成为加拿大著名学府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研究社会学的约翰.阿兰.李很快就在多伦多大学显示了自己的特立独行。他谢绝参加多伦多大学的退休金福利体系，要知道加拿大大学教授的福利金待遇可以说是让多少人眼红的福利。约翰.阿兰.李不要退休金福利的理由是，退休金是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准备的，而他不想在65岁以后继续活下去。

约翰.阿兰.李在英国当教授的儿子彼得回忆说，他小的时候就听到父亲多次说过，到65岁一退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用不着多伦多大学的退休金。

约翰.阿兰.李还发起成立了加拿大安乐死维权组织，倡议人人有权决定自己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并能够在医生的帮助下没有痛苦的离世。

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约翰.阿兰.李65岁离世的计划被推迟；到80岁的时候他觉得是该离开这个世界、结束他的人生旅程的时候了。

最终选择80岁离世

促使他选择80岁时离世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5年前心脏病发作，近年来又有了哮喘病，视力也不行了，连走路都容易摔倒，过去喜爱的园艺现在也成了负担。

对约翰.阿兰.李来说，做出自杀离世的决定并不困难，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圆满了。他说中国佛教认为人生的痛苦来自人们的不知足，再来杯酒，再来次性高潮，再多活一个月…..

约翰.阿兰.李是知足的，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开这个世界。他卖掉了自己居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把自己收藏的书画送人，并一个个的请朋友吃饭作为人生的告别。

约翰.阿兰.李还特别请来两个信得过的朋友见证他的离世过程。他在去年12月31日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80年的世界。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

对约翰.阿兰.李了断自己的做法既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对的意见。支持他的人赞扬他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这是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和社会道德的自私做法。

在约翰.阿兰.李自杀时在现场的他的一个男性朋友说，“我虽然并不特别赞同约翰.阿兰.李这样一步步安排好自己离世的做法，但我很尊重他用这种方法维护自己的“离世”权。他的一生对社会做出了很不错的贡献，他由于不想对任何人造成负担而选择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时间和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在现在的社会，他这样做需要不小的勇气。勇士是值得尊敬的。”

Wong Fung写到，“我的母亲得了绝症，她用服过量药物的办法了断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很长时间都无法从这个悲惨结局中缓过劲来。事前我们一点预兆都没有，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在最后的一刻陪伴着母亲，如果母亲能够得到医生的帮助没有痛苦的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会是一个温暖的结局而不是现在这样对离世的母亲和在世的家人都是那样冰冷的结果。”

多罗尔.古博写到，“当我的人生走到由于衰老和疾病我已经不满意自己生活质量的时候我会选择自行了断。我最害怕的是可能我虚弱得了断不了自己。现在堕胎是合法的、自杀也不犯罪，可为什么就剥夺一个身患绝症、或者是得了老年痴呆症的人尊严离世的权利呢？就连病人在老年痴呆症恶化前留下清楚的要求在医生的帮助下无痛离世的请求也得不到满足。病榻前有关生死的选择和决定与政府无关。我郑重要求“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的权利得到尊重。这不但是我个人的人权问题，而且对社会也有好处。我的离世可以使社会把省下来的钱用在别人身上。这里需要的只是帮助我这样的老弱患病的人安乐死。”

JP 写到，“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真正的问题是社会是否应该放松对医生和家庭成员的道德和法律约束，赋予他们决定那些丧失了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的选择决定权。而对于我来说，拜托了，请让我在一个安全的社会里生活。这个社会在我老的动不了、可能还有抑郁症的情况下，医生或者是家庭成员不会催着我了断自己。医生的唯一职责是挽救生命，杀死我永远不应该是医生的一个选项。”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教授伯曼指出，他不赞同约翰.阿兰.李要医生帮助实现安乐死。因为他的行医经验显示，病人的想法和心态是会变化的；有的以前说自己活够了想安乐死的病人后来有改变了主意，现在生活得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