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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安大略省政府和该省赫罗尼亚教养院的前寄宿者达成庭外和解： 安省政府将向原告赔偿3500万加元，作出正式道歉，公开六万多份和教养院有关的文件，在教养院旧址树立纪念牌匾并负责修缮其墓地。
这起集体诉讼历时三年，最早由帕特里夏.塞斯和她的好友玛丽.斯拉克提出。 去年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开始审理此案时，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古特尼克曾经和她们一起前往赫罗尼亚教养院旧址探访。那是她们离开那里后第一次故地重游。
专门接收智障儿童的赫罗尼亚教养院建于1876年，是安大略省同类机构中历史最悠久的，先后有一万两千多名儿童、少年和少量成年人被他们的父母家人送到这里。古特尼克说，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每36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智障，基本上每条街一个。安大略省政府拍摄了宣传片，极力鼓励这些孩子的父母把他们送到政府开办的教养院去。当时大行其道的优生学理论认为，应该把有残障的人从主流社会中剔除出去。父母们甚至被劝说不要去教养院探望，眼不见心不烦地开始新生活。
1964年，帕特里夏.塞斯6岁。她精力旺盛而情绪不受控制。她的父母觉得管不了她，就把她送到赫罗尼亚教养院去了。“我总是问爸妈：‘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们从来不正面回答我。”她在那里认识了玛丽.斯拉克。两人的友谊持续到今天。当年互相抱团取暖的两个小姐妹，2010年共同把安大略省政府告上了法庭。
比囚犯还悲惨
在省政府的宣传片中，教养院窗明几净，亲切的工作人员永远满面微笑，孩子们在那里受到精心照料和特殊教育。但是当时的著名记者皮埃尔.伯顿在暗访赫罗尼亚后写道，他看到一个只能住70人的房间里放了90张床。144人共用的卫生间里有一个浴缸，三个莲蓬头和八个“屎尿味刺鼻”的马桶。
塞斯回忆说，每天早上一起床，管理员就开始给孩子们记过。到了晚上，被记过的孩子面对面跪在地上挨打。斯拉克说，还有一种惩罚是趴在冰冷的地上，把两只手放到背后，动一动管理员就会把脚踩在你背上。或者被倒提着按进放了冰块的水里。
她们的律师贝尔特说，这些孩子受到的对待比囚犯还糟。监狱能把杀人犯浸在盛满冰水的浴缸里吗?能罚他们跪在地上用牙刷洗地板吗?能对他们动辄拳打脚踢吗?
伯顿的报道发表于1959年，引起了强烈反响。安大略省政府承认教养院的管理有问题，承诺投入更多人力物力。1971年，两名曾经在另一家教养院生活过的智障青年死亡，一人上吊，一人被冻死。政府委托多伦多律师威利斯顿对智障教养院系统进行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整个系统过时而且千疮百孔。“是结束一个世纪的失败和非人道的时候了。”
漫长的改正过程
省政府承诺逐渐关闭这些教养院。这个“逐渐”延续了将近四十年。赫罗尼亚教养院于2009年关闭。三层楼的建筑物几年来一直空着。旁边的墓地埋葬着两千多名死在教养院的孩子，其中大部分的墓碑上只刻着一个号码。
塞斯和斯拉克在年满21岁后被允许离开教养院，先后在多伦多定居下来。她们和当年负责探访她们的社会工作者玛丽琳.多尔梅热一直保持联系。当年她们被严禁向社工透露教养院的情况。现在尽管威胁不再，但她们还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有勇气一点一点地向玛丽琳和她的丈夫吉姆讲出过去的遭遇。玛丽琳的弟弟八岁时死在赫罗尼亚。她鼓励她们去见律师，为自己讨还公道。
玛丽琳也是斯拉克的诉讼监护人。她对双方达成的庭外和解表示满意。这次集体诉讼的被告是1945年到2009年期间在赫罗尼亚生活的3700多人。他们将按受伤害的不同程度分享省政府的赔偿金。如有余额，将被捐献给智障人士权益团体。
安省另外两个智障教养院也面临集体诉讼。省政府承诺公布的六万多份文件，也意味着更详细的历史将被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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