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斯比(Ian Mosby)是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后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加拿大食品政策和营养文化的演变。在一篇文章中，他介绍了1968年到1980年期间“中餐馆综合症”在加拿大引起的反应。这种奇怪的病症给公众带来的恐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但是当时在加拿大和其他欧美国家，中餐馆曾经因此成为公众和科学界的众之矢的。
虽然公众的恐慌有那个年代当地人对外族的猜忌心理推波助澜，但是最早“发现”中餐馆综合症的却是一名在美国行医的郭姓华人。1968年4月，他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信。信中说，在供应“中国北方食物”的中餐馆吃过饭20分钟后，他会感到“后颈麻木，然后麻木感逐渐扩大到两臂和背部”。其他症状还包括虚弱无力和心悸。他推测说，这可能是料酒或味精，或有些菜里钠含量太高引起的。
公众反应强烈
这封信刊出后，杂志很快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诉说自己在吃过中餐以后的各种症状。几个星期后，加拿大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多伦多星报》记者卡兹采访了一些加拿大“患者”。一位36岁的护士说她吃过中餐后感到喉头发紧并伴有轻微的麻痹感。一位17岁的中学生说他感到眩晕，好像在喝酒一样。一位主妇说自己感到心悸和脸颊肌肉发紧。卡兹自己的儿子的症状是太阳穴刺痛。
科学界也很快加入了进来。七十年代早期，几份权威的医学杂志先后刊出论文。一些专家认为味精是造成中餐馆综合症的直接原因。也有人提出反驳意见。
疑问
莫斯比介绍说，味精在二战后进入北美市场。到了六十年代末，它已经成为最受食品工业欢迎的添加剂之一。罐头汤，冷冻蔬菜，调料，甚至婴儿食品中都有味精。它也频繁出现在当时的各种食谱中。据80年代的一项统计，加拿大市场上85%到90%的味精是被食品加工业用掉的。莫斯比的疑问是，即使余下的味精统统进了中餐馆，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加拿大人吃自家食品里的味精没事，吃了中餐里的味精就会得中餐馆综合症。
当时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理论是，味精是安全的食物添加剂，问题是华人厨师用得太狠了。但是莫斯比说，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比较过中餐和非中餐之间味精用量的区别。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多半用“合适的”、“大量的”，甚至“离奇的”等字眼来形容用量。但究竟多少是安全用量呢?
莫斯比在一本1966年出版的加拿大食谱中找到了一个“皮埃尔的炒蛋”，上面列出的味精用量是2茶匙。他认为，当时的科学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为什么中餐馆里的叉烧饭比皮埃尔的炒鸡蛋对健康更有害。
莫斯比的结论
莫斯比认为，华人厨师超量使用味精的说法建立在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化和习俗的猜忌上。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就有对华人生活习惯的种种传言，例如吸鸦片，不爱干净，偷偷给食客上猫狗肉，等等。很多限制华人的政策都在这些传言里找到根据。“中餐馆综合症”的蔓延，表明从政府到民间，对华人的排斥和敌意直到二战后仍然存在。
莫斯比说，这也是为什么“中餐馆综合症”的症状变化多端的原因。如果说早期的文章还局限在对郭医生所描述的烧灼感，麻木感等症状的研究的话，后来这种综合症的症状几乎包括了所有吃过中餐以后感到的不适。例如在1978年，一位名叫海伦.艾格斯顿的女士告诉《环球邮报》的记者，中餐里的味精使她的胃剧痛，同时严重腹泻。同一年，《多伦多星报》报道说，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的妻子在去中餐馆吃饭两周以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同时面容憔悴，肌肉运动放慢，被疑虑和阴郁幻象困扰，有时突发暴怒。” 而在他决定全家都不再吃味精之后，不仅妻子的忧郁症不治而愈，连九岁儿子的多动症也好了。
莫斯比补充说，并不是说味精不会引起不良反应。但是在1968年到1980年期间把中餐馆当成罪魁祸首，反应出当时社会对“外国”食品及食品文化的种族偏见。事实上，对味精的研究和辩论一直继续到今天，但主张停用味精的人士已经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味精的“使用大户”食品加工业，而不是单挑中餐馆说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