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点名要留住张爱玲，三年后她还是离开了上海

文章回顾说，1949年接管上海之前，周恩来点名要争取留下张爱玲，三年后她还是离开了大陆。这三年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相继展开，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接踵而来，持续改变她的创作环境。她与导演桑弧的恋情，也从相互扶持逐渐分隔。

1950年，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在报纸上连载《十八春》，写职员之间的爱情与婚姻，是她熟悉的市民题材，受到普通读者欢迎。夏衍赞赏这部作品，一方面出于文学判断，另一方面也因为周恩来曾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文章认为，这种接纳是有条件的：她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生活，作品却必须显示思想上的“进步”。

1950年上海文代会期间，作家被要求学习新的文艺路线，知识分子也被要求说明自己的政治位置。张爱玲看到熟悉的作家公开检讨，意识到文学界的“团结”常常意味着接受组织改造。她没有公开反抗，但逐渐减少发言。1951年《武训传》受到批判后，上海电影和文学界的安全边界明显消失，许多电影人开始追求政治上不出错，而不是艺术上的突破。

文章写道，张爱玲并非不关心政治，只是从个人感受而不是理论体系来理解政治。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运动逐步进入城市生活，影响工作、婚姻、邻里关系，甚至决定一个人能否继续发表作品。她笔下的人物往往一面重复公共语言，一面保留着恐惧、算计和沉默。文章说，她承认土地改革动摇了长期稳固的乡村结构，也看到新政权提出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目标，对一些人有吸引力，她质疑的是这些目标透过强制和恐惧推进时，个人是否还有表达不同感受的空间。

1951年底连载的《小艾》，成为张爱玲在大陆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结束后，她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夏衍等人曾希望她留下，甚至考虑安排她进入电影剧本创作机构，但当时电影生产骤减，文艺界正在整风，已无法提供她所需要的安全感。1952年夏天，她带着两个箱子离开大陆。

到香港和美国后，张爱玲写出《秧歌》和《赤地之恋》，前者更多来自她自己的观察，后者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委托。文章认为，她由此发现文学一旦获得政治机构资助，就可能受到另一套叙事要求牵引。她后来重写《十八春》，删去“解放”后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