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5月15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谷超豪的百岁诞辰。 当天，谷超豪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大潜、洪家兴、陈恕行和穆穆等悉数出席了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的纪念大会。“谷超豪星”之下，一门四院士齐辉。 在弟子们看来，谷超豪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战略眼光。李大潜曾说，与其说谷超豪是一位数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数学领域的战略家，他总是能高瞻远瞩地看到数学未来的发展，而且总能看到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通过需求来引领数学研究的未来。洪家兴说：“他带着大家探索、开路，而在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后，他就把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轻人去继续挖掘，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个金矿。”  2009年10月20日，谷超豪在“谷超豪星”命名仪式上鼓掌致谢。图/中新 青年革命者 谷超豪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者。 1937年他上中学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那时日机几乎天天来袭，他就读的温州中学初中部的校舍被炸成了废墟，跑警报和逃难成为家常便饭。在素有“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传统的温州中学，谷超豪和很多同学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谷超豪的哥哥谷超英（后改名谷力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温州中学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第二年，14岁的谷超豪也入了党。 1943年，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他加入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下称“杭州科协”），主要任务是团结科技工作者，迎接解放。其间，他冒着风险，完成了策动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起义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谷超豪担任了杭州科协党支部书记，同时继续在浙大任助教。1951年，他所在的浙大党总支决定让他担任党总支统战委员，并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帮助民盟在浙大发展。 根据组织指示，1951年谷超豪加入了民盟，不久被选为民盟杭州市委委员。那时，浙大民盟小组刚成立不久，谷超豪首先发展了自己的老师苏步青和知名教授谈家桢。改革开放后，苏步青和谈家桢都担任了民盟中央副主席。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谷超豪没有放弃自己对数学的兴趣，经常去听苏步青的课，尤其对课程中的“K展空间”很有兴趣。苏步青在课上说“K展空间”的子空间理论尚未建立，谷超豪日思夜想，在一天睡梦中突然来了灵感，几天后成功实现了复杂计算。苏步青很高兴，帮他把成果写成中英文论文，在《科学记录》上发表。此后，谷超豪对数学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 浙江省文教厅打算调谷超豪去承担全省的科普工作。那时他已明确自己的志向，想重回浙大搞教学和科研。苏步青说动文教厅副厅长俞仲武，放谷超豪回了浙大。谷超豪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分叉点”。从此，他正式踏上数学研究之路。  1959年，谷超豪在莫斯科大学论文答辩会上作报告 “金三角” 谷超豪一生的学术重点经历了三次转变，他将之称为“金三角”。他说：“做学问就像下棋，要有大眼界，只经营一小块地盘，容易失去大局。” 早期，他随苏步青专攻微分几何。1952年院系调整后，苏步青、陈建功率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主体力量调入复旦大学，谷超豪很快成为苏步青在微分几何方面的得力助手。 1957年9月，已成为副教授的谷超豪赴世界数学中心之一的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进修，深耕微分几何。行前苏步青告诉他，E.嘉当的许多工作都已由后人充分发展了，只有其无限连续变换拟群理论由于难度大，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同时告诉他，研究范围不要限于微分几何，要跨出去，做偏微分方程的研究。 谷超豪一到莫斯科大学就被这里的学术环境吸引了。他参加了菲尼柯夫教授和拉舍夫斯基教授领导的两个微分几何讨论班，还参加了校长彼得洛夫斯基院士为首的偏微分方程讨论班。学校每周都会举行高水平学术报告会，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 在这样的条件下，谷超豪每隔两三周就在讨论班上对嘉当的变换拟群问题做一次报告，一年写出了好几篇论文。苏联不设博士生，研究生的目标是副博士，要在工作中取得成绩后才能申请博士学位，但导师觉得谷超豪的研究成果已达到博士水平，就让他直接申请博士学位。  1991年9月，苏步青九十寿辰，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与苏步青三代四院士合影。图/复旦大学新闻网 1959年6月，谷超豪通过答辩委员会29位成员的无记名投票，被授予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评语写道：“谷超豪在E.嘉当之后，第一个对变换拟群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推进。” 回国后，34岁的谷超豪晋升为教授。他没有沿着微分几何的方向继续下去，而是响应国家战略需求，转向了偏微分方程。这是因为，偏微分方程是连接数学和应用的关键桥梁。 当时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谷超豪在苏联学习时就有意识学习了空气动力学。他选择将机翼的超声速绕流问题作为偏微分方程研究的切入点，因为这是空气动力学的基础问题，虽然物理学家已将其原理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但从数学的角度依然悬而未决。 谷超豪开设了双曲守恒律讨论班，带着李大潜、陈恕行等一批年轻人研讨偏微分方程，只用一年多时间就取得了重大突破。之后，李大潜等人又沿着这个方向做了重要推进。1973年，美国数学家代表团访问复旦大学，数学家希弗惊奇地发现，他刚刚做完的平面机翼超声速绕流解存在性的数学证明，谷超豪团队在10多年前就已经做出来了。 李大潜说，刚投入偏微分方程研究，谷超豪就体现出过人的战略眼光，提出了五六个方向，从线性到非线性，从固定边界到自由边界，从单个方程到方程组，从固定类型到变化类型，从局部到整体，准确预言了这一领域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演进路线。 不久，谷超豪又一次“跨界”了。 早在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首次提出规范场这一物理学理论，但最初没有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规范场理论和现代微分几何的纤维丛理论有关，杨振宁试图在数学界寻找合作者，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中美关系解冻后，他想在国内找一些年轻的微分几何研究者，可以“卷起袖子”说干就干的。1974年，他回上海探亲，向复旦大学提出了合作建议。复旦大学非常重视，成立了由数学、物理两方面教师组成的交流小组，由谷超豪负责。 谷超豪后来回忆，杨振宁没有想到复旦大学有人懂他的东西，因为数学家的语言往往比较抽象，但是他们这个组同时拥有数学和物理两方面的人才，因此共同语言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杨振宁提出了“洛伦兹规范”的存在性问题，谷超豪和妻子胡和生（也是小组成员）当天就解决了。杨振宁大为赞赏，称赞道：“这个问题我过去算了一半算不下去了，你们把它算出来，很好！” 不久，谷超豪小组以规范场的数学结构，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局部解的存在性，又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 杨振宁感慨：“我过去有个猜想，在国内大学中有实力很强的研究人员。通过这次接触，证实了我这个想法。如果这样强的研究力量能和重要的题目结合起来，就会有很快的进展。” 谷超豪也获益匪浅。他说，杨振宁能把物理中的东西抽象成数学形式，然后再回到物理中去，这种做法对他们帮助很大。通过此次合作，谷超豪及团队在规范场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开创了复旦大学数学物理研究的新方向。1981年，谷超豪的专著《经典规范场》在国际物理学顶刊《物理学报告》上刊登。 在合作中，谷超豪与杨振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担任所长，他邀请谷超豪前往短期访学，任客座教授，工资为14000美元。校方聘书都准备好了，但因当时的情势未能实现。改革开放后，谷超豪才得以两次前往该校访学。也正是在杨振宁的家中，谷超豪接到了请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越洋电话。 电话是时任中国科大校长滕藤打来的，征求谷超豪本人的意见。谷超豪的第一反应是想留在复旦继续做研究，当时他与杨振宁的合作正向纵深领域发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杨振宁却建议他接受这个任命：“你去中国科技大学当校长，学术上肯定会有牺牲，但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作为事业，你去工作也是值得的。” 1988年2月，谷超豪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上任后他发现，面临的局面远比想象中复杂。同时他也在寻找合适的方向，为学校培育新的学科方向，创建学派。 这一次，谷超豪看好的是非线性科学研究。他认为，非线性时代正在到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研究将会对科学的各个领域以至自然观产生重大影响，其应用前景不可估量。 1989年9月，中国科大非线性联合研究组成立，谷超豪亲任组长。不久学校成立了非线性科学中心，谷超豪还担任了国家攀登计划“非线性科学”的首席科学家。 非线性中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机构，集中了光学研究领域的郭光灿、理论物理研究的汪克林、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俞昌旋、数学专业的李翊神、化学专业的辛厚文等多学科精英，一流学术成果不断涌现，郭光灿和俞昌旋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站在高山上往下看” 1993年，谷超豪从中国科大校长任上卸任，回到复旦，继续数学研究。 他总结，自己做数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相邻学科对数学提出的问题，二是在一个领域获得突破后，会让学生们继续深入下去，自己再去开拓新的领域。他说，局外人很难理解在数学这片神奇的国土里探索的错综复杂，就像在崇山峻岭中摸索，忽而山途渺茫，忽而峰回路转。 他很赞同“数学是科学的仆人”一说。他认为，数学最使人兴奋之处，就在于可以用它来解释或解答各门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又能不断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研究。 在复旦任教的几十年里，只要没有重要会议，谷超豪组织的讨论班每周一次，雷打不动，大家坐成一圈交流心得。谷超豪的关门弟子谢纳庆说：“我们最怕的就是谷先生开口提问。”有时问题实在太难，谢纳庆想绕过去，谷超豪会很快打断他，让他重新回到问题上来。 谷超豪的妻子胡和生是中国数学界第一位女院士，两人相伴六十余载。谷超豪说：“我是X，她是Y，我们共组了一道牢固而和谐且充满爱意的二元一次方程。” 2009年，国际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命名为“谷超豪星”。2010年1月，谷超豪与“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一道，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数学史专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文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谷超豪是继华罗庚、吴文俊、苏步青、陈建功等新中国数学奠基人之后第二代数学家的核心代表之一，他承接了以苏步青、陈建功为首的复旦学派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 李文林说，谷超豪的研究领域多次转向，这体现了他对数学应用的重视，但这种应用不是功利性的一时之用，而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应用，他也因此带领团队取得了世界前沿的学术成果。这是当今基础科学决策可以借鉴的。 建立世界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是谷超豪一生的心愿。 早年他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回来，就提出要在复旦大学建立一个数学学派。改革开放后，他赴美访问了多所著名学术机构，对以应用数学和偏微分方程为特色的库朗数学研究所尤其印象深刻。 2010年，谷超豪致信中央领导人。他写道，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把保持数学方面的领先地位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目标，大力支持数学研究是确保国家科技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他建议中央和上海市支持建立一个“南方数学研究中心”，以上海为基地，联动周边地区高校与研究所，与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和天津的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南北呼应，形成我国数学事业科学发展的良好格局。 这个建议受到了各方面重视。2012年5月13日，上海数学中心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正式挂牌。 此时，因为患病，谷超豪已近失语许久。得知上海数学中心获批筹建时，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张开嘴“嗬嗬”连声。客人走了很久，他仍挣扎着想说话，不愿休息。在谷超豪身边工作了12年的秘书虞彬回忆，那是他最后的声音。 一个多月后，6月24日，86岁的谷超豪病逝。 数学家丘成桐在挽联中写道：“超然远去留得方程可积曾规范，豪杰仰止尚有桃李芬芳传后世。”挽联中嵌入了谷超豪的名字、他在数学研究上的多项重大成就以及他育英才无数的教育生涯。 杨振宁也送了花圈。他曾许过愿，等谷超豪90岁生日时，要再来参加他的生日会，可惜无法实现了。 那是谷超豪80岁大寿时，杨振宁专程从北京赶来上海，参加谷超豪的贺寿会。杨振宁回顾了与谷超豪几十年的交往，说双方的合作是相当愉快的。他还说，谷超豪是“站在高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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