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中产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搞惨的

《环球邮报》近日发布评论文章，题为“加拿大中产阶级是如何受到打击的”，指出自1976年以来，加拿大人的实际中位数工资几乎没有变化。加拿大家庭需要双份收入，并且必须比国际同行工作更长的时间。

文章称，加拿大人对于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有共识，中产是我们的基石。与一些政客的说法不同，加拿大人非常勤奋，18至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高于美国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还建立了出色的研究和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在国际上继续发挥着作用。我们的企业利润增长，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全球同行的利润增长。

但是现实是，加拿大的中产阶级正面临严重的问题，而原因令人困惑。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群体、以研究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以及盈利的商业部门，并未转化为中产阶级的经济福祉。自1976年以来，加拿大人的实际中位数工资几乎没有变化。这是指48年前，也就是两代人之前。因此，加拿大家庭需要双份收入，并且必须比国际同行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相当的生活水平。

从中产的视角来看：加拿大夫妇现在的工作时间之长，以至于在孩子18岁之前，他们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比其他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和七国集团（G7）同行少了整整8个月。自1988年以来，加拿大人失去了超过10%的休闲时间。

文章称，答案在于在创新和新知识应用方面的系统性失败，这不仅存在于私营部门，也存在于公共部门。

简单来说，加拿大的企业和政府原本可以利用公共资金，通过移民增强的高学历、高技能和高动力资源，再结合最先进的技术，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和生产力的经济体，然后与工人共享这部分额外的财富。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和企业选择了一种模式，让过度合格的加拿大人以较低的工资在设备和技术勉强够用的情况下工作，免去了与购买、使用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所有风险。

其结果是工资停滞、低质量的就业机会、技能错配、公共服务质量不断下降，以及长达48年的经济增长机会丧失。这就是技术上所称的“低工资、低创新、高技能”平衡。加拿大的中产承担了陷入这一困境的代价。

数据显示，加拿大的生产力增速从1976年前的平均3%。下降到2000年以来的不到1%，确切地说是0.9%，这已经持续了24年。而加拿大公司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仅为美国公司的71%，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

按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2008年至2017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0.56%，之后有过短暂的改善，但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一水平。所以实际中位数工资下降，加拿大人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才能跟上生活的步伐。

如果观察其他七国集团（G7）经济体，会发现自1970年代以来生产力放缓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加拿大表现得如此糟糕？为什么加拿大的中产阶级遭受如此严重的打击？

答案是一种长期的系统性失败，这种失败无法仅靠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在短期、华而不实的政策上来解决。

我们可以培养出再多顶级的工程师，但如果他们的技能没有得到利用，且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发挥，他们就无法提高生产力。

由于未能投资于提升生产力的技术，我们的生产力增长滞后。加拿大的公私部门在所有G7经济体中表现最差。

作者还提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TFP是指在劳动力和资本所带来的生产率之外的剩余生产率，它的贡献部分来自管理，大部分则来自于创新。

自2000年以来，加拿大经济的严峻现实是，我们的TFP增长几乎消失。从2000年到2008年期间，TFP增长为负值。这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和公共领导者将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勤奋的人才安置于严重未能发挥其技能和创造力的岗位，以至于他们变得更不具生产力。

作者指出，对于加拿大来说，最重要的增长因素是创新，创新是实现持续生产力和工资增长以及改善福利的唯一途径。

创新不仅仅是发明新事物，提出新想法，而是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各个生产阶段和经济的每个部门，开发和提供新的或改进的产品和服务，使成本更低，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但在创新的方方面面，加拿大几乎彻底失败。在研发（R&D）上，加拿大的投资仅略高于1%的GDP水平，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与世界领先的5.3%或OECD平均的1.99%相去甚远，并且与领先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加拿大在将发明商业化方面也是失败的。人工智能（AI）是主要由加拿大纳税人的钱支持的领域，加拿大从AI发明的全球领导者跌落到低谷，以至于到2024年，没有一个加拿大城市或机构能位列AI全球领导者的顶端。

简而言之，加拿大人越聪明，我们的经济和公共部门就变得相对越愚钝。这种轨迹令人想起另一个曾经非常富有、高度受教育且以移民为基础的国家阿根廷。

从创新到健康和犯罪，我们在每个领域一旦开始衰退，联邦政府一次次发现自己无法有战略性和果断地采取行动来应对。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我们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