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姿态骤变：香港已处于颜色革命的风口浪尖

香港反修例动作已被北京认为有“颜色革命”特征（Reuters）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延烧整整两个月后，北京时间8月7日，中国大陆港澳办和驻港中联办大员在距离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召集了一场座谈会。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通报中南海就香港当前局势的高层指示时，对反修例街头运动的定性出现值得注意的警告，而这极大可能影响中央在处理香港当前局势的“动作幅度”。

张晓明援引“香港不少人士”的话说，修例事件已经变质，且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这番话虽是借由他人之口，但也很显然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反修例事态的演进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 人们必须承认，这场旷日持久的反修例抗争的确已在内部出现极端“港独”借机发难，甚至瘫痪现政府的势力。其正在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采取内部裹挟、鼓动等手段向港府和北京表现出远超过“反修例”目的之外的政治野心。

自6月9日号称百万人参加的和平示威大游行开始，此后反修例运动步步由和平非暴力趋于激进：6月份所有反修例尚算和平非暴力范畴（当然其中亦有出现流血事件），仅12日发生在金钟添马公园的示威者与警方冲突，超过80人受伤。然而，从7月1日开始，反修例行动开始越发具有暴力倾向，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包围中联办，并在元朗等地与警方发生近距离冲突，事态之发展由此而愈发不可收拾。

在整个7月份，不仅林郑率领的港府和驻港中联办在不断就示威人群激进行为表态，连中央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如果说正因为6月份尤其是6月16日当天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大体上的确兑现了“和平非暴力”承诺，北京的认知还停留在对1997年香港回归后历次街头行动的层面的话，那么“七一”大游行后便并非如此了。

“七一”后，北京就反修例后的某些极端敏感个案进行过多轮表态，譬如7月2日大陆港澳办回应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是“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却借口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以极为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

直到7月底，大陆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徐露颖首次就香港局势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表达北京“密切关注”的同时，对反修例行动的定性仍然为“游行示威和暴力事件”。其实，这一定性仍然是相当克制的，毕竟彼时示威队伍的街头暴力事件已经屡见不鲜。

至晚8月6日在又一次大陆国新办吹风会上，也即深圳座谈会前夕，北京的认识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彼时，包括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内都在公开场合公布了事件背后美国和台湾蔡英文政府的推波助澜。而外间谣言满天飞，大陆驻军、警方甚至民间组织南下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在此背景，在北京召开的吹风会上，港澳办发言人明确表示，在香港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完全超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范畴，已经演化为极端暴力行为，而且手段不断翻新、烈度不断升级、破坏性不断加剧，令人触目惊心。

于是，当张晓明在第二天借他人之口警告如今的反修例动作已有“颜色革命”性质时，其潜在的含义便是警告——原本的反修例示威有可能被少数受到外国或者台湾支持的激进“带路党”带偏，甚至改变反修例游行政治性质的可能。

事实上，在北京看来，尽管大多数示威者出于自身生存条件改善无望的现实生活压力而欲就港府执政能力表达不满，只是借由反修例而施压政府，其本身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否认。但是，正如人们在所有历史上所看到的，街头政治运动的随机性注定只有少数发起者才是事态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的真正“知情人”，而大多数只是被各种不同诉求所推动的参与者未必会了然“全貌”，甚至只是被裹挟。或者说，大多数示威者难以掌控它的性质、方向，且很容易被一个更宏大的朦胧目标刺激而失去方向感。

目前，北京和港府看待香港事态发展的最关键一点便是，精确区分香港普通市民的正当民生诉求和政治表达，以及极端的“港独”势力借机激化官民矛盾和陆港矛盾的动作，既不能扩大打击面伤害普通市民，亦不能“投鼠忌器”，当为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