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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年的日子, 有必要提及15名基督教传教士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20 ...

已有 485 次阅读2015-8-23 22:58 |系统分类:家居生活| 中国人, 基督教, 中华民族, 传教士, 南京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年的日子, 有必要提及15名基督教传教士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20多万中国人的事实。由于政治的关系,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宣传.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著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5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文多多,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述了那悲惨、黑暗、血腥的一页。确实,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似乎没有什麽亮点可写,似乎没有什麽事情可资歌颂或可以给人安慰的。然而,就有那麽二十几位善良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
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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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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