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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思想颠覆：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出国以前，我逐步也意识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并非网上有些文章讲的那么一无是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网络上、课堂上、社会上有关中国前途的争议越来越激烈，并不再是那么一边倒了。 2004年，我的一个讲经济的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说：他们去美国、英国玩，从国外买东西带回国内，打开包装发现尽然都是made in china。这种情况已非常普遍。 听到这种事情，很难不对中国产生一种自豪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了。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老牌世界工厂。现在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似乎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才对。 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而且是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真正高端的东西还是在发达国家。 2007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辩论。他认为中国快完蛋了，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发展，并不会崩溃，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道路。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的高端产业跟世界先进水平还差的很远，根本没有希望追上。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二十年前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中国的产业链虽然低端，但薄利多销，挣的钱也不少。只要有钱，高端的产品我们可以投入研发、可以收购、可以招聘外国的高级人才。 总之，只要经济发展起来，这些差距都是可以追上来的。我当时已经有这种思想了，觉得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变得强大，但这样的想法还不足以改变我对东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金融危机。 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 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 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 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 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首先没有排号机。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在英国的银行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 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需要至少等七个工作日，银行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去。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直接有办卡机、身份证一扫就可以打出来。 我很震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地铁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价值六十多元人民币，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 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的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看起来穿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天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个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 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最新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这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国内，我听到的基本都是关于中国如何如何差，而美国如何如何好的言论。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我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还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 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中国要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 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金融地产健康发展的方案。 美国社会跟英国社会比，问题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汉、乞讨的现象比英国更严重，贫民窟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在地铁站台上，时不时就会钻出来一个人，向我讨钱。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外，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比英国更糟糕。 在大城市，中国人都不敢去downtown黑人聚集区这样的地方。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顿警方发的一些消息，说城里又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有人因为抗拒抢劫而受伤，提醒大家遇上了抢劫不要反抗。 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经验：钱包里带上20美元现金，遇到抢劫就给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损失比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会伤害你。这似乎是一条劫匪们的潜规则。 在中国的城市，治安状况要明显好得多。大晚上一个人出去随便逛，绝对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心。这也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晚上出来吃吃喝喝四处闲逛成了许多普通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 美国社会不仅离一个理想社会有差距，就算跟中国社会比起来，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和美国全方位拉开了差距。落后的公交系统，脏乱破旧的城市街道，坐地铁也不够方便，银行的服务效率则跟英国一样低下。 在哈佛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比较轰动的报道，一位被称为“虎妈（Tigher Mother）”的华裔母亲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 这位母亲用中国式的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坚信中国的教育模式比美国更好，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不仅让他们更优秀，还可以让她们更快乐。她认为快乐不是依靠放任自由获得的，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训练让孩子不断取得进步，从进步中获得。 
虎妈和她两个优秀的女儿 她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儿斗争，强迫她练习钢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女儿在掌握了钢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学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儿激动万分。虎妈认为这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真正的欢乐。 而她有一个美国朋友，对女儿非常放任，任凭她荒废学业，胡吃海喝，最后他女儿长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会，当父亲的还叫她“我最美丽的天使”。但他女儿私下告诉“虎妈”，她知道父母在骗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妈”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明显优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华裔培养出来的后代总体而言也比外国小孩优秀。 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华裔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顶级名校，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早在2004年——我还完全沉浸于从经济政治上学习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学习改变命运》，认为中国不应该被西方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迷惑，应该坚信应试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学好数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质。 当时的主流舆论对高考制度口诛笔伐，认为它作为科举考试的遗毒被现代西方素质教育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改变命运》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为中国考试制度和基础教育体制辩护、反对抛开考试谈素质的畅销书。 《学习改变命运》是我第一次以公开的形式发声，反对中国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这么一个很小的领域，但火种已经埋下。等我读到《华尔街日报》有关虎妈的报道时，仿佛找到了知己。 十多年前有关基础教育的思考，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到英美留学的感受……这些东西都串了起来，让我开始有了一种朦胧但明确的想法：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的学习西方，而是因为我们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优于西方的东西。 中国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优势，而很有可能是整体上优越于西方。 这个国家会更好 我的思想变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同龄人中应该有一定代表性。比我更年轻的90后、00后一代，像我以前那样认为中国应该完全学习西方体制的比例已经不高了。 90后、00后经历的变化比我们更少，在他们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如果告诉他们西方的制度多么多么好，他们也不太会接受。他们从小就比较自信，从根子上认可自己的国家。 网上流传一句话：“一出国就爱国”。中国向全世界派遣留学生，西方国家也很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乐观的认为大量的留学生会认可西方的制度并用它来改变中国。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正好相反。 好多人不出国，还不知道中国这么好。真正到了西方国家留学，才发现中国优点非常多——政府办事效率、治安情况、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成本等，中国都好太多了。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世界和中国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定是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在大学期间曾经顶礼膜拜的某些意见领袖，片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他们的论调不仅被转变了思想的80后抛弃，在90后、00后中间也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就出国留学，对比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贫穷落后，我也会大力鼓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从科学技术到经济体制到政治制度都要学。 但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面的90后、00后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既不是国家贫穷落后，也不是体制僵化不灵。国家已经强大了，计划经济体制则早已被摧毁，政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动经济资源，官员们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不再能够任性妄为。 个人可以自由地变换工作或者创业，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能自由地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缺乏选择自由，现在是选择太多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下，夸西方、赞自由、骂体制的那一套传统布道方法，在年轻人中间当然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探索史，每一代人遇到的难题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最后的成果也都有利有弊。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的探索，往往是既有继承，也有扬弃。 但跟之前的几次大变革一样，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之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改革本身带来的新问题。为此，必须有新的方案来解决。若还是依靠以前的路径，试图主要靠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是肯定行不通的。 那些曾经远赴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回国引领风气之先的精英分子，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观念，就可能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绊脚石。这种情况在过去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 时代变了，中国一方面有信心对外宣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鼓励全世界都来向我们学习；一方面还要坚持内部改革，以保证我们始终处在人类社会制度创新的最前沿，而不会被我们的学生超过。这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做，并不矛盾。若有人一听见我们为中国的制度辩护，就认为我们不懂得变革，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对于那些积极为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经验的上一代思想舆论领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希望能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曾经为国家进步作出的贡献。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们握手，那么就挥手道别。 总之我们会向前走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完成中国彻底的西方化。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另外一条路，跟他们所主张的不是截然相反，但肯定大相径庭。中国会变得更好的，我认为这在总体上仍然符合他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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